毕淑敏创作心理学研究毕业论文.doc 33页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毕淑敏创作的心理学研究姓名：王恒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刘久明20060509 摘要毕淑敏拥有作家、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等多个社会职业，她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其作品也随之不断地发生变化。毕淑敏在接触心理学之后，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心理咨询的临床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作品面貌，大量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被融入作品各个层次。正文总共分为三个部分，依次探讨毕淑敏创作主体，创作理念和创作主题的变迁。第一章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毕淑敏这一创作主体的社会角色变化。作家从一位医生到一名心理咨询师的变迁带给了其作品新的叙述内容和创作视角，大量以心理学知识为依托的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尤其是被称为“国内首部心理治疗小说”的《拯救乳房》。第二章论述毕淑敏创作理念上从精神分析学派到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变迁。心理学理论和概念在作家创作中有着重要作用，它们被用来安排故事情节、设计人物形象以及指导文章写作等等。从精神分析学派到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变迁体现了毕淑敏在心理学和文学创作上的成熟。第三章分析了毕淑敏两大创作主题“生死”和“自我”所产生的变化。作家一直在用她的作品探讨着这两个主题，但随着其人生阅历和专业知识的积累，作家对这两个主题进行了适当修改和完善。运用统计学方法来研究“生死”主题的变化，即试图用历时的量化的方法来揭示这一主题的变迁。关键词：毕淑敏心理学变迁I AbstractBiShuminisapersonwithavarietyofsocialidentitiessuchaswriter,doctorandpsychologicalconsultant.Itisherrichexperiencesthatbroughthermasterpieceswithgradualtransformationinside.ThisarticlemaintainsthatbothsystematiclearningofpsychologicalknowledgeandtheclinicalpracticesasaformalpsychologicalconsultantareresponsibleforthisdramatictransformationwhichresultsinthecombinationofagreatamountofpsychologicaltheoriesandconceptsintothecreationofBiShumin’snovelsandprose.Thewholeessayisdividedintothreepartsaltogether.Thefirstchapterworksonherchangesofsocialidentitiesfromadoctortoapsychologicalconsultantwhichaccountfornewwaysinbothstorycontentsandtheperspectives.Asaresultmanyworkswithpsychologicalbackground,especiallythenovel“rescuethebreasts”regardedasthefirstpsychologicaltherapy-centerednovelinChina,arecreated.ThesecondchapterdealswiththemovementofcreativespiritfromPsychoanalysistoHumanism.BoththetheoriesandtheconceptsofpsychologyareofsignificanceintheBiShumin’sproduction,andtheyweretakenadvantageoftoplot,designthecharactersandmonitorthewholeprocess,andthischangerepresentsthegrowthinherlearningofpsychologyandthecreationofliterature.Totheconclusion,thethirdchaptermakesanalysisonthechangesoftwomainthemesinBiShumin’sworks,namely,thepairofdeathandlifeandtheself,whicharethemostconstantobjectsforthewriter.However,alongwiththeaccumulationoflifeexperiencesandspecificknowledge,thethemesinherliteraturearemodifiedandperfectedgradually.Inthisthesis,thestatisticmethodologyisemployedinanattempttomakesenseofthetransformationofthetheme“deathandlife”.Keyword:BishuminPsychologyTransformationII 绪论毕淑敏是一个生活经历很丰富的作家，她的社会职业并不局限在文字工作，更是扩展到了医治人类肉体和精神的领域。作家青年时代曾经从戎于自然条件恶劣的阿里，面对过与世隔绝的孤寂，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深沉思考人的生死和本质问题。“昆仑三部曲”正是这一时期的回忆录。毕淑敏于1980年转业回北京，任北京铜厂卫生所所长，内科主治医生。由于医生这一职业，她见证过太多人的生和死，死亡对于作家来说虽然是熟悉的，但又总是震撼的。她在小说中经常以医生为主人公，把她对这一行业精深的理解作为依托进行创作，于是我们就见到了许多拥有美好情操的医生，如《红处方》中的简方宁。在这个时期，作家更加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并试图带给读者以美好希望。1998年毕淑敏入北师大心理学研究生班和博士方向课程班学习。这个时期所经历的知识革新带给了作家创作上巨大波动，她开始创作以临床心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和心理小品，充分体现了从对肉体关爱到对精神呵护的转变。后期作品如《拯救乳房》，《我的成长我做主》和《心灵七游戏》等等都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肉体消亡是自然且无法避免的，我们只有在精神领域才能找到生存的真正价值。毕淑敏和她的作品都是非常易变的，本文在尝试用心理学视角分析这种变化的同时，也在思忖毕淑敏和她的作品，在未来，还有多少我们能够预料得到的变数。1 1作家创作身份的变迁心理学对于个体的研究已经演化出种种繁多的理论概念，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对“自我”这一概念的阐释。究其本质来看，“自我”具有两种属性：首先，自然属性，即个体先天所具有的气质和能力，包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音乐天赋、运动天才等等，这是人动物性的一面，属于生物学的研究范畴；其次，社会属性，即个体在社会中后天习得的态度和能力，包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各种职业等等；当然，对于“自我”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建构还有其他的方式，但无论怎么划分，先天因素与后天条件的互动是大多数心理学家试图阐释“自我”所必须做出的前提。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自我”的社会属性并不是一个静止状态，它不仅产生于与社会的互动，还不断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分化为不同的次级社会属性，这一观点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霍妮和阿德勒等人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引申。所谓次级社会属性是本文为了阐述方便而对社会个体所做地再次划分，它是个体能被社会所辨认出来的功能载体。比如“母亲”这一次级社会属性几乎可以被所有的社会所辨认而不会造成不同层次的误解。这些“社会自我”产生之后，并不会互相抵消而使其中某一个独特的“自我”走向消亡，而是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彰显自己，与外部产生有成果的互动。就我们的研究对象毕淑敏来说，本章把注意力放在毕淑敏，作为一名作家，熟练地运用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两种不同创作视角，所带来的作品文本上的变化。抽象意义上讲，毕淑敏这一个体拥有着多重次级社会属性，包括军人、医生、作家和心理咨询师等等。这些次级社会属性并非同时产生，但它们一旦构成“自我”的结构，就会在其“自我”内部发生良性互动；最为显著的是毕淑敏先为医生后为心理咨询师的特殊经历，对她作为作家进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互动的第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某一个或多个次级社会属性辐射或镜像到占主导地位的次级社会属性，其产生的条件是毕淑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作家属性，而医生和心理咨询师这两个属性则在暗中对作家的活动施加影响。毕淑敏对这种关系有着清楚地认识：“不仅它们的本质一样，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这些职业也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混为一体，比如家人生病了，那么我就是一个家庭医生的身份了，而在心理咨询所时，作家的细腻使我更能体会病人微妙的心理。写作时其综合性令我可以充分调动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经历与感受。”[1]；互动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为某两个或多个占非主导地位的次级社会属性争夺在作品中显现自己的出口，即在毕淑敏获得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之后，她在作品中不再2 单一地显现自己作为医生的知识背景，而新添了心理咨询师的视角来看待自己要在小说中描述的现象和探讨的问题。毕淑敏乐意于接受这种新的教育背景带给自己的变化，“以前医学使我对人的生理结构了如指掌，而现在的心理学使我更加理解人种种外化行为的原因”[2]；简而言之，作为医生的毕淑敏在她所创作的文本中受到了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毕淑敏的挑战；但这种挑战是良性的，两种身份可以共存在同一个文本之中，服务于毕淑敏的创作目的。1.1作为医生的毕淑敏医生这一职业是毕淑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次级社会属性：她于1969年当兵，分配至西藏阿里军分区任卫生员。1972年入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军医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后，返回阿里军分区卫生科任助理军医、军医；1980年转业回北京，任北京铜厂卫生所所长，内科主治医生。直至今日毕淑敏仍然是一名技艺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作为医生的经历给毕淑敏打上了太多的烙印。王蒙曾经这么评价她：“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份和心术，再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和谐和健康的因子。”[3]首先，医生天然地需要面对更为物质化的对象，比如大脑中生长的肿瘤，肢体的残缺以及普通的头痛发热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伸手触摸得到的事物；而且解决病痛，恢复身体机能平衡的办法往往也是依靠先进工具或者药物，对病人身体的某一部位或者是整体进行治疗。毕淑敏作为医生所受的教育使她不仅仅在治病救人过程中重视物质实在的作用，更是在她的文中也清晰体现了专业医学方法的套路。作家创作的很多小说都是从医生角度来展开叙事，比如毕淑敏著名的“新体验派小说”《生生不已》和《预约死亡》。这两部作品虽然是作者对于“生死”主题哲学意义上的探讨，但是摆脱不了其医生背景，文中大量借助了医学内容来充当哲学理解的载体。比如在《生生不已》这篇毕淑敏自称为“生命寓言”的小说中，她对小女孩甜甜患恶性脑瘤的先兆、发病、挣扎、死亡的描写运用了非常地道的医学知识；而在《预约死亡》中，毕淑敏又十分老道地描述了一种可以“预约死亡”的工具，“医生做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类似儿童玩的弹弓。它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只要轻轻一揿就会有一支锋利而强劲的针头射进皮肤。它携带着剧毒药液，可在几秒钟内致人死地。”毕淑敏这些小说从某一方面来看更像是一本本医科入门教材，但她想要展示的并不是这些专业知识，它们只是作家用以叙事的工具和探讨哲学的载体。3 其次，医生是一种十分特殊职业，这一群体所担负的治病救人的责任使社会赋予了他们以崇高感，与此同时，医生在面对残缺病态的身体时会自发产生并且放大“同情”这一感受。尤其是当医生意识到自己可以在病人生死攸关之际扮演关键因素时更是如此。毕淑敏从医几十年，目睹了许多病人的生死离合，她明白挽救病人生命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医生不仅仅要有高超的医学技巧，还必须要有一颗关心爱护病人的心，“看过那么多生死，他（医生）其实会特别特别珍惜生命。我觉得一个人，总是在最悲苦的时候才跟医生发生关系，他把他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交付给医生。这种情况下医生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他一举一动，他所有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应该渗透对生命的关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医生的至高境界。死亡有时候不可避免的，但你总还可以传达关爱。”[5]在她的小说中，作者塑造了很多德艺双馨的医生，充分表现了她对于这一职业的期待和理解。《红处方》里的“简方宁”是一位技艺高超并有着悲天悯人情怀的医生，她尽心竭力地帮助那些身患毒瘾的人们除去致命症候。在不幸患上名为“七”的毒之后，宁可以自杀方式来追求自己人格完整性和崇高性，也不愿意切除“蓝斑”，丧失一个人感觉快乐或痛苦的权利。简方宁知道“人的生命应该是完美无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我们具备高尚的情感”。这一人物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毕淑敏对于医生这一职业的感性期待和理性思考，于是在其他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医生形象多多少少也带上了简方宁的味道。1.2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毕淑敏毕淑敏又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并不属于同一个范畴，虽然他们最终目的都是治愈病人。人类探索世界有三种不同的对象，分别是物质、生命以及意识。与这三种对象相对应就自然产生了三种不同学科：研究物质本质和变化的是物理学；研究生命产生和维持的是生物学；研究意识存在和状态的是心理学。这三种学科涵盖了大多数现已存在的学科分类，比如物理学包括天体学、化学、磁场学等等与人的外部环境相关的科学。可以看出这种划分方法侧重于以人或以与人相似的生物为中心，将世界划分为外部和内部，而心理学则研究的是世界的内核，这是比生物学所研究的内部世界更靠近灵魂和上帝的地方。因此，医生进行实践活动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生物学范畴，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个体肉体上的平衡和健康；而心理咨询师更愿意和更擅长于了解病人心4 理层面上的症结，施以非物质手段如谈话或暗示，使之恢复心理健康；毕淑敏于1998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生班和博士方向课程班进行学习，并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但是苦于论文写作和英语水平放弃了对博士学位的申请。这种系统学习使她接触到了大量经典的西方心理学理论，从她硕博士研究方向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这些知识主要集中在与临床心理学相关的领域，比如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系统学习心理学对毕淑敏有很大的影响力，表现在作家在读期间以及完成学业之后所创作的作品产生的变化上。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创作内容上的变化，毕淑敏小说中的主人公直接由医生转换成了心理咨询师。小说《拯救乳房》虽然讲述的是一群罹患乳腺癌的女性，但作者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以往惯熟地从医生角度切入，对这些病人进行常规分析和感知，而是采取了一种全新角度，以一名心理咨询师所特有的敏感，不断触摸病人柔软而脆弱的内心，从心理层面上不断恢复她们由于机体不平衡而造成的心理失控。这篇小说中消失的是以往我们在毕淑敏小说中所常见的医院，手术台和注射器，取而代之的是种种临床心理学上所提倡的心理治疗手段，比如团体治疗法等等。其次是创作体裁上的变化。毕淑敏越来越倾向于撰写一些心理小品，其特点为轻松愉快的文字氛围，谈话体的风格，含有丰富多彩的心理学知识。尤其是在她2004年创作的《心灵七游戏》中，作者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次级社会属性完全掌握了显现出口，整部小说用散文笔法，咨询的方式给读者开出了一道“心灵保健处方”。书中共有七个游戏，读者可以亲自参与其中，作者通过游戏的结果帮助读者进行心理分析。在这部作品之后，毕淑敏又于2005年再接再厉推出了针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量身定做的《我的成长我做主》，同样以“游戏”这种既愉快又温和的方式来帮助青少年度过青春期这一关键阶段。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心理学教授江绍伦所说的，“心理学是一门十分难以掌握的科学，毕淑敏用直闯人心的美丽笔触，引起读者的兴起，又借用游戏和读者打成一片，共同揭开心灵中深藏不露的快乐，或者伤痛，或者矛盾，赢取平衡安定，进一步奔向幸福的平台。”[6]第三是海量的专业临床心理学知识被应用到了小说故事情节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拯救乳房》中程远青博士为了挽救身患乳腺癌的女性们而创立治疗小组。整个治疗过程中，毕淑敏十分熟练地调遣着自己知识库中关于心理治疗这一领域的理论和疗法，使这本小说成为了一部临床心理学的科普读本。比如为了打破小组中“‘犹抱琵琶半遮面’，好像做小本买卖的”的尴尬场面，增加成员间互动，程远青适当地采取了“角5 色扮演”的手段，让褚强这一小组中唯一的男性反串为一名身患乳腺癌的女性，从而提供给其他小组成员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机会。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收到了奇效；又比如为了让周云若迈出最为艰难的第一步，程远青精心设计了另外一种方法，他让周云若“走到每一个组员面前，对她说，我得了乳腺癌。希望大家把自己听到后的真实感受告诉周云若。”这其实是将病人焦虑的症结直接暴露在意识之下，让人无法回避也无法采用其他的防御机制将焦虑转化内在矛盾，虽然周云若最初十分不适应这一疗法，“她张望四周，从哪个人开始呢？她磨磨蹭蹭走到安疆面前，看着老人历经沧桑如风干咸菜一般黑苍的脸庞，她说：安奶奶，我告诉您一件事……我……得了一个病……”但最终周云若还是克服了自己病态的心理，“我要走过去和每一个人说一遍。”文中还有许多这样鲜活的心理学知识，如果毕淑敏没有心理咨询师这一次级社会属性，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如此专业的理论和疗法活学活用，正确地用于小说创作的。1.3小结毕淑敏创作身份的变迁与她次级社会属性的状态紧密相关，整个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作家（1）医生——————————————〉作品作家（2）心理咨询师———————————〉作品在第一个阶段中，毕淑敏这一个体由于其医生的专业背景，对医学知识相对敏感，作为外界刺激的采集人和选择人，她有优先对相关医学事件产生反应的条件；此时，“医生”这一次级社会属性在接受了大量外在信息后不断地寻求外显的出口，而“作家”这一主导次级社会属性就成了前者的一种手段，它将积聚在头脑中的大量医学信息融合、变形和艺术化为文本，通过“创作”这种生产方式将“作家”外在的行为（书写动作）和内在的思想（文本的内容）统一起来，使“医生”这一潜在社会属性的能量得以释放。在第二个阶段中，整个图示依然包含了三个部分，诉诸手段还是“作家”这一主导次级社会属性，它总是扮演加工者的角色，其作用基本类似于弗洛伊德所假设的“自我”；与前一个阶段不同的是，我们发现作者的创作身份发生了变化，由“医生”转变6 为了“心理咨询师”，其结果是作者改变了信息源，即转向充满心理学知识的信息来源，也改变了敏感对象，即作者对心理学，尤其是临床心理学有关信息格外敏感。当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心理咨询师”这一次级社会属性时，它就会在作者进行创作时取代“医生”而寻求外显出口。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毕淑敏在系统研习心理学之后，尤其是从事心理咨询师这一职业带给其文学创作的变化——大量与心理学相关的文学作品浮出水面。7 2作家创作理念的变迁大多数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总是抱有一定的理念，他们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挥洒自己的文采，也不是跟随自己跳动的诗意脉搏而书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某个世界观定义下进行创作，但从对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某种理论或理念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作家对于整篇文章的构思和布局，以及她所希望传达信息的指向。“一个作家写一部小说一定有原因”，毕淑敏十分清楚自己的写作意图，“对我来说由于年轻时候的经历使我一直对人有兴趣，充满着探索自我的愿望。我特别想传播‘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这样一个积极的心理学观点，希望我自己的文字对所有面对病魔承受心理压力的读者有所帮助”。[7]因此，某些相关于这一写作意图的心理学理念就会被作家进行精心加工并融入其作品之中。“理念”就它的意义来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首先是它的内涵，即道理和观念，分别是指事物所内在的客观的本质规律和人对于事物所做出的主观判断，两者是合而为一，不可分割的；从这种解释来看，心理学上许多著名理论都符合“理念”的狭义定义，它们都是心理学家对于客观心理事实做出的主观推断；其次是它的外延，即广义上所说的世界观，探讨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看待外在和内在世界。本文比较倾向于从内涵层面来探讨作家毕淑敏创作时所怀有的理念，因为这种取舍可以使我们集注意力于她若干比较重要的思想领域，而不会无的放矢。本章对毕淑敏的研究主要考虑从她涉猎心理学，直到她在这门学科内获得认可这一时间段。在作家未正式接触心理学系统知识之前，其小说中同样也存在着她所珍视并坚守的理念，但我们更关心的是这门专攻人类内心深处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如何在毕淑敏的知识构成中深根发芽，并通过与文学天然的联系，改变着作家和作品的面貌。2.1精神分析学派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用精辟的语言描述过心理学的发展，他认为心理学有个悠久的过去，但却只有一段短暂的历史。整体上来看，心理学有这样两种传统，其一为内省方式，它的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贤者们对肉体和灵魂关系的热衷；8 其二为科学精神，西方兴起的科学浪潮不仅仅更新了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对人们理解自身的精神世界带了种种工具论和方法论上的便利，其标识性事件就是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实验室。之后人类知识的盲点随着科学持续进步而逐渐明朗起来。但科学发展被历史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它不断地蚕食着心理学最为古老的传统，内省方式甚至被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斥为伪科学；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利形势下，弗洛伊德和他的门生们高举精神分析学派大旗，力图保持心理学内部健康的平衡和多样性。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核心是“潜意识”。这一概念已经被大多数心理学家所认可，它的意义在于找到了意识的对立面，从而两倍地扩大了对心理现象解释的空间。“潜意识”简而言之是指蕴含在意识层之下的欲望和情绪等经验，被控制和压抑后而使个体处于当时不觉知的意识状态。精神心理学派的许多理念都是由这一核心衍生而来，比如对于梦的解释，对于人格的划分以及心理防御机制等等。而对于“潜意识”的发现和研究又戏剧性地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是弗洛伊德通过分析古希腊的神话找到了人类所共有的“俄狄浦斯情结”，之后荣格发扬了他老师的传统，在对世界各地繁多的古老神话进行搜集和归纳之后，提出了“原型”这一重要概念。从文学到心理学，被证明是一条富有成果的道路。而从心理学到文学，作家毕淑敏同样给我们展示了一条风景秀丽的康庄大道，其代表作之一《红处方》虽然是她在攻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前一年创作的，但她将精神分析学派的某些理念或明显或含蓄地运用到了写作当中，走着一条与这个学派开创人相反的道路，即让抽象的理念变得形象，并在小说中得到实例化的阐释。毕淑敏“选择”精神分析学派的理念作为开端具有合理性。首先，她的内科主治医师背景使其在开始阶段更为倾向于精神分析学派：开创者弗洛伊德是神经学博士，他的许多观点都是从身心联系这个角度进行阐释的，比如人格发展的前三个重要阶段都与人类身体某个特定器官有着紧密联系。比起认知科学与计算机原理挂钩，行为主义与生物外在举止相合，精神分析学派关于身心的理论更能给作家以似曾相识的感觉；第二，正如这个学派的名字所昭示的，它所采取的方法往往是对精神的分析，其素材包括语言、梦、书面文字等等。这些可供分析的材料俯仰可得，并且给与使用者以较大的活动空间，每一个分析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展开独创性思考；另外，这一学派并不要求进行严格的科学实验，因为本质上它内省的倾向也就决定它所得出的结论无法在其领域内用实验来研究信度和效度。综合以上几方面因素，精神分析学派对于9 刚刚跨入心理学门槛，并试图孕育新社会属性的毕淑敏有着巨大吸引力，作家自己就曾说过，“开始我充满了自卑，岁数大不说，根本不懂一点心理学知识，本来以为写作期间我读过弗洛伊德与荣格不少心理学书，结果一上课才知道自己的底子太浅了”[8]，这充分证明了毕淑敏在未入北师大学习之前，所持的心理学理念大部分都是与精神分析学派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其作品《红处方》中清楚地发现精神分析学派理念的种种痕迹。《红处方》讲述一个发生在戒毒医院的故事。美丽端雅的军医简方宁从边疆复员之后，应聘到一家戒毒医院任院长。她怀着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拯救了不少迷途知返的吸毒者，医院的影响不断扩大，带有独创性的中药戒毒方案也已初见成效。但就在此时，一个名叫庄羽的女吸毒患者暗设机关，使简医生也染上了根本无法戒除的毒瘾。简方宁怀有崇高的理想，蓄有高贵的灵魂，受到此种致命打击，当然不能也不愿作为一个不能感知欢乐与痛苦的苟活者而偷生于世，于是，毅然决然地以自杀方式去祭奠自己圣洁的事业，以此昭示人类意志远超于毒品之上的强力。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简方宁的好友沈若鱼以一个“特殊患者”的身份潜入病院，窥见了形形色色的吸毒病人及其种种光怪陆离的故事，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好友高洁的情怀与博大的胸怀，在参加好友的葬礼之后，决定继续她的事业，完成她未竟之志。首先，毕淑敏对这部小说主要人物的设置体现了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结构三层次的理念。和作者有着相似经历的主人公简方宁代表着“超我”——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由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遵循“完美”的原则。文中女主人公正是“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培养出来的医生，多年部队生活磨练，革命大熔炉冶炼，以及她自身冰清玉洁的素质，孕育了她高洁的灵魂，高尚的情操，崇高的理想，真正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情怀；为了拯救吸毒人群的身躯和灵魂，她抛家舍业，忍受了第三者插足和丈夫的背叛，顾不上对身患重病的独子的照料，甚至断绝了与一切亲朋好友的往来。所有这些都说明简方宁充分代表了人格结构中的道德层面，她反映了社会对个体的期望，但这种期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人本位的，它要求个体完全的“利他”而不顾自身生存和发展，其过度发展的极端正如简方宁所不得不面对的结局一样，以自杀来寻求一种病态的毁灭性的清零。“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活着的，我只是为了我自己。”简方宁在结束自己生命前终于领悟到了“超我”的悲剧性。吸毒患者庄羽代表了“本我”——人格结构中最原始部分，动机驱力的来源，遵循10 “快乐”原则。吸毒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有利于种族繁衍的“集体无意识”，而是一种丑陋的欲望，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之所以遭受苦难的罪魁祸首之一。但吸毒这一行为的动机却恰恰是单纯的，即追求一种美好的超脱的快乐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吸毒和品尝美食并没有太大区别，生理心理学已经找到了人类产生良好感觉的共同神经机制。两者不同的是毒品可以将这种同质的快感放大无数倍，甚至造成栩栩如生的幻象以满足吸食者对于快感的非理性追求，但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毁灭性地损伤吸食者内部神经器官以及相关的重要身体机能，造成吸毒者身心对于毒品绝对的依赖，从而形成一个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庄羽正是“本我”最为形象的一个符号，她为了体验毒品所带来的快乐，从不顾及社会道德谴责和国家法律约束，不仅仅一犯再犯，几次进出戒毒医院，还不断尝试纯度越来越高的毒品，最后连灵魂也沦陷在白色粉末之中，将她的医生简方宁逼上了绝路。小说的第三个重要人物沈若鱼则代表了“自我”——结构上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作为“调解者”处理“本我”和“超我”的矛盾，遵循“现实”的原则。小说中，沈若鱼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简方宁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又是戒毒医院的“特殊患者”。毕淑敏安排和设计这样一个中间人物必然有她的深意，她使沈如鱼成为小说一个叙述维度的同时，更使这一角色成为沟通患者和医者之间关系的桥梁。沈若鱼本身并不是与毒品有任何关联的瘾君子，而是简方宁在野战医院时亲密的同学和同事，她以患者身份进入医院只是受好奇心驱使，“作为一个拥有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对医学的这一独特领域好奇。作为普通人，她对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群体好奇。作为多年相知的朋友，她对简方宁现在的工作好奇，不知道当年那个温柔的妇产科护士，怎样面对颓废的吸毒者。每一位朋友都似是一出戏，亦悲亦喜地演出着。她不但想听她们说，更想实地观察她们是怎么生活着。”她不像简方宁那样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利益而无私地工作生活着，而是遵循“现实”的原则，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沈如鱼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自我”符号，因为她并不会对“本我”惟命是从，为了满足其需求而肆意践踏“超我”的利益，相反，毕淑敏在这个人物身上别有用心地修改了她对人格结构理念的理解，她没有将沈如鱼的命运设计成沦为真正的患者，而是将这一“自我”在小说结尾时推向了“超我”，沈如鱼继承了逝去好友的遗志，将自己推荐给戒毒医院，“我是想向您推荐一个致力于戒毒事业的医生，自觉自愿，身体健康，吃苦耐劳……业务算不上特别出色，但她会努力学习的。”毕淑敏合乎理念地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结构理论精心设计了三个人物。“本11 我”和“超我”的代表简方宁和庄羽都避免不了死亡结局，这是由他们各自的极端性所决定的。因为它们其中任何一个需求的满足都是建立在伤害另外一半的基础上，而人格健全的意义在于内部各种力量的均衡。当其中一种力量走向极端时也就意味着与它相对应的另外一种力量走向了消亡，平衡被破坏，人格就变得不健全了：太过无私的社会人无法维持其作为自然人的生命存在，而太过自私的自然人则会被社会所摒弃，同样也无法维持其存在。只有游走于两个极端之间，信仰中庸的“自我”才能生存下来。但作者似乎不满足于精神分析学派，准确地说是弗洛伊德对于“自我”作用的理解，于是她有意识地将“自我”升华为“超我”，而这一点与新精神分析学派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观点不谋而合。2.2人本主义心理学也许是抱着创作《红处方》时产生的对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结构理论的疑惑，毕淑敏于1998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其专业方向为临床心理学。在西方心理学中，运用于临床的理论大都来源于三个学派，按出现时间先后排列分别为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萌芽于科学精神弥漫的二十世纪初，几乎当时所有学科门类都被科学发展带来的变化所革新。行为主义不满足于古老的心理学研究方式，重新定义了心理学研究对象——行为。他们认为相对于内省内容的非真实性，外显行为更便于心理学家进行观察和测量，而且可以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不幸的是，行为主义虽然是心理学回归科学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它放弃了传统研究方法中许多重要原则和理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人是一种独特生物，它拥有意识，而不只是机械地受制于外在刺激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趋势，自身发展并不绝对地受外在环境的决定。正如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思想，心理学在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主义各自走向极端之后迎来了“第三种力量”——人本主义心理学，从而完成了一次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人本主义心理学不同于精神分析学派。从根本上将两者划分开来的就是对于人天性的认识。简而言之，弗洛伊德认为人性本恶，处于人格结构最深层的“本我”是所有最原始欲望的来源，它提供给人的行为以动力，驱使“自我”为它寻找间接或直接的发泄口，甚至刚刚出生的婴孩特有的生理反射都可以归结到“性驱力”；正是由于弗洛伊德沉溺于用人格的黑暗面来解释人类心理现象，他的许多后继者都或多或少的修改了12 其对于人格结构的理论。比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德勒的“自我心理学”以及霍妮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精神分析学都重新定义了最初的人格结构，他们或在结构内部转向重视“自我”的功能，或将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人格结构的建构。这些心理学家带来的开创性变化成为人本主义诞生的先导之一。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天性是美好和有希望的，这从根本上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定义。它看到的是人类纯洁善良的一面，而不是只顾满足自己性欲的动物性。人本主义心理学又不同于行为主义。后者将人过度简化为只能接受刺激而做出可预测反应的机械，而无视人的创造性；人本主义心理学在这一基本观点上迥异于行为主义，他们认为人具有建设性，即人可以决定自身发展，发展不是排它地由外在因素所决定。王蒙先生对于毕淑敏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倾向理解得最为透彻。他说，“她（毕淑敏）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9]毕淑敏在攻读心理学期间所接受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可能彻底颠覆了过去对精神分析学派的亲密感，她作为医生的道德观此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提倡的“患者中心治疗法”丝丝入扣。毕淑敏从医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从患者出发，关爱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在接触人本主义心理学之后更是补全了作家从精神层面对患者的理解和关怀。这些都突出表现在毕淑敏近五年内的创作之中。毕淑敏以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为依托发表了大量心理散文，比如《心灵7游戏》和《我的成长我做主》等等。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毕淑敏就对自己的心理学有着十分明确的定位，“我是心理学中的人本主义流派。人本主义流派最基本的观点，是认为人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这个改变是来源于自身而非外界。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能力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而不是我们如何要他们去改变，指导他们改变，所以这本书不是指导性的，也不是方法性的。他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我认为青少年是需要听各种声音的。”[10]在文章中作家更是利用散文轻松友好的语言，创造出了一种类似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提倡的良好语境，让读者感觉不到强迫和说教；作者以和读者真诚交心的姿态出现在文本之中，让读者可以较为自由地与心理专家进行思想交流，“我以前看过一个图示，对我的启发很大。它画起来很容易，如果你有兴趣，不妨跟着我一道画一下。有人可能会说，这多浪费时间啊，干脆把它印出来，不是更省事吗？这话有道理。可我还是忍不住希望你能拿出一张纸，铺在桌上，把这个图示亲手画出来。不是成心要浪费你的时间，而是希望在动手的过程中，你的心也许会被13 不经意地触动”；作家还采用“做游戏”的方式，带领读者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并用白话语言介绍大量心理学相关的知识。毕淑敏这些心理散文，虽然属于文学创作范畴，但是已经可以看成是心理咨询师实践工作的文本化，除开素材中某些其它流派心理学的知识点，这一系列散文中的语言和叙述方式都是以人本主义思想为特征的。毕淑敏将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也融入了小说创作之中。广义上说，毕淑敏在其文学生涯早期就已经显现出人本主义的关怀。她在最初的代表作“昆仑三部曲”中赞美生命的绚丽和苍白，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比如在《昆仑殇》中作家把一组驻守在昆仑山的军队放到残酷的自然环境当中，考察这些军人如何抗争命运和寻求发展。虽然作家整部小说的笔触是冷静甚至冷酷的，但她却是在用心关照那些不屈从于外界环境而选择自我发展的军人们。这种对生命的关怀是人本主义的，而并不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后者有着更为狭窄的意义。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是罗格斯和马斯洛，前者提出了“患者中心治疗法”以及用以支持这一方法的整套理论，后者是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以人本主义精神为根基，但更强调人类的心理现象。毕淑敏在系统学习心理学之后，已经十分熟练地将这些理论融入她的小说创作之中，成为小说界一种新现象，以至于《拯救乳房》这部作品被誉为“国内首部心理治疗小说”。首先，《拯救乳房》这部小说是以临床心理学中的“交友小组疗法”为骨架进行创作的。“交友小组疗法”是自我发展疗法的一种形式，是利用集体来帮助患者改变适应不良行为或解决心理问题的一种途径。此疗法试图创造适当的人际环境，使小组成员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潜能，消除心理障碍，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虽然这一疗法并不专属于人本主义心理学，但却是这一领域专家运用频率最高的手段之一。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将人的自我实现看成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需要，其“交友小组疗法”正是通过心理剧、交流分析、游戏性治疗等方法使组员在不受防御机制阻抑的前提下揭示自己最核心的情感，即“真实自我”。《拯救乳房》从小说开端就开门见山地隆重推出“交友小组疗法”，“我知道你得了乳腺癌，我知道你手术后很孤独。我想把得了这种病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心理小组，结伴前行。如果你想参加，请拨打程远青博士电话：××××××××询问详情”。短短几句话就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这一疗法所针对的人群以及所要采取的方式。作家甚至借小说人物程远青之口对疗法进行了简要介绍，“咱们这个小组，不是学习小组，它是心理学辅导小组。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治疗作用的小组，就是为病人设立。1905年，在美国麻省民众医院，由内科医生波瑞任组长，一群患有肺14 结核的门诊病人，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治疗小组。人是群居动物，小组就是一个微观社会，在开放温暖的环境中，大家共同成长。小组有它特定的纪律和制度，期待大家遵守。大家抱着各式各样的目的而来，但没人打算到这里骗人和被骗。”之后小说就全部围绕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而展开，相当完整和详细地记录了“交友小组疗法”的全流程。在小说最后一章中，小组面对着组员安疆的安然去世，集体性地，悲剧且高尚地超越了癌症带给他们的恐惧，从而奏响了此次“小组治疗”的最后尾声。其次，《拯救乳房》这部小说中小组成员身份的设计受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很大的影响。马斯洛认为人类动机的发展和需要的满足有密切联系，需要层次有高低的不同。低层次需要是生理需要，向上依次是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毕淑敏应该对这一理论有深刻理解，因为她似乎在设定小组成员背景时考虑到了若干“需求层次”，也就是说“交友小组”中的组员们都可以在相应层次内或两个层次之间找到原型。《拯救乳房》的鹿路是一个出卖肉体的女人，她谙熟于勾引诱惑男人之道，但在这风尘的皮囊下，她却始终挂念着自己的“三哥”，一切对自己肉体的亵渎都是为了给“三哥”换来治病的药物。很显然，这一人物所最为渴望的不是金钱，也不是性满足，而是爱。这一份沉甸甸的爱意与她赖以生存的职业形成了一对不可化解的矛盾，随着对“爱的需求”不断强化，这种矛盾产生的焦虑也就将鹿路带到了程远青所主持的小组之中；组员周云若则属于“归属感需要”的范畴。她的焦虑产生于一侧乳房被切除之后。对于女性来说，乳房有着太多的象征意义，但对于尚还年轻的周云若来说，切除乳房几乎等于切除了自己与异性交往的任何可能。于是“患了乳腺癌的切除了一侧乳房的周云若，已经变成了情感高手。她不是为了玩弄男性，只是要为自己的绝望寻求解脱。”她通过建立与异性的联系来寻求“归属感”，“没有人怀疑周云若的真情，她烈火般投入。”又通过不断地建立与不同异性的联系来维持这种“归属感”，因为她深知一旦对方洞察其生理缺陷就会扬长而去。“周云若沉湎其中，几近炉火纯青。有限青春无限经验，不为钱财，只为精神不寂寞。”所有这些不正常行为都是这一女子对基本需要的一种病态追求，“如果不是在报纸上看到了乳腺癌小组的招募启事，周云若就会一直游戏下去，直到病魔将她收了去或是某天倦了，金盆洗手放弃这种玩法。”与前两位组员不同，卜珍琪是一名前途似锦的公务员，在仕途一帆风顺之时偏遇“打头风”，不幸身患乳腺癌，体现在她身上的是对于“尊重的需要”。毕淑敏用在这一人物身上的笔墨充分展现了作家厚实的心理学背景。首先我们知道“尊重”是一种积极性评价，应当先在地配有一套相应标准，如果没有标准，评价就失去了意义。马斯洛将“尊15 重的需要”定为在高级层次的涵义是指“尊重”不同于个体的生存和安全，它具有社会意义。而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将道德，即社会标准，内化到个体的主要途径是依靠其父母，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及对待孩子所持有的态度在孩子内心中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即罗格斯所说的“理想自我”。卜珍琪的父亲在官复原职后一步一步将他的女儿纳入自己预想的生活轨道，从上大学一直到当公务员，在她心中安插了一个强有力的“理想自我”，甚至最后取代了“真实自我”来支配卜珍琪的行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卜珍琪以回避和掩饰的态度来追求“尊重”是一种病态表现，其根源在于“真实自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个体无法真正自我实现。总之，这三名组员非常典型地阐释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毕淑敏对人格理论的理解已经入木三分。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小说中的枢纽人物程远青博士，即小组召集人和主持人，具备了“罗格斯疗法”所要求的治疗师素质，其中包括始终与患者真诚相待，能切身感受患者感情，以及无条件地以积极态度接受患者。这些品质都在程远青身上有所表现，正是由于他的这些职业素质才使得小组虽屡经挫折但还是最终取得了成功。另外，程远青所采取的“非引导性治疗”和“以患者为中心治疗”等手段都是“罗格斯疗法”的显著特征。2.3小结毕淑敏和她的作品就像一部浓缩了的近代心理学史，她自身的学习和创作过程相当形象地反映了从精神分析学派到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变迁；无论是从作家个人成长还是作品内涵转换都体现了一个开放式的动态的过程；其间，精神分析学派带给作家的是对于人类黑暗面和死亡的思考，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则让作家一窥人类光明的一面和生存的价值。16 3作家创作主题的变迁贯穿于毕淑敏小说中的“生死”主题早已被评论家们所发现，其中的深意不断地被挖掘出来。这些对毕淑敏作品的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定性分析，着力于延伸她作品中如“生命意识”，又如“死亡意象”等等静态的较为直观的概念，缺乏一种定量分析的科学精神，极少地将“生”和“死”看作两种运动的对立的力量，忽视了它们作为小说主题的两个侧面所具有的此消彼长的动态特征。“生死”主题并非为毕淑敏所独美，但作家独特的身份使她更靠近这一普遍主题：军人最大的光荣是战死疆场，医生最高的荣誉是挽救生命。这也许可以解释“生死”主题为何始终萦绕在毕淑敏的小说之中，像主旋律一样决定着整部交响乐的基调。但仅仅满足于对这一主题的发现和定义只能在共时角度较为肤浅地理解“生死”的内涵，我们需要从历时的维度，以一种成长观来看待这一抽象概念。在这里，心理学中的统计方法被借用来考察“生”和“死”两个次主题各自力量的变化以及相互关系。另外，“自我”这一主题作为毕淑敏文学作品的“和弦”也时常荡漾在读者的耳边。它一方面是人本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主题化，另一方面也是“生死”主题这一主旋律的补充和共鸣。3.1生死主题3.1.1理论依据本文所采取的方法是比较毕淑敏前期和后期代表作中“生”字和“死”字出现的频率，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如果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强调“生”或“死”的某一个方面，则在她的文本中也就会相应较高频率地出现某一个字。这一假设是以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为基础的，许多学说都可以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以精神分析学派为例，这一学说认为人的本能可以划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它们都隐藏在人的潜意识之中伺机寻求显现的出口。当“自我”受到外界因素的诱发时会有意识地注意潜意识中的某一部分，使注意到的内容浮出潜意识水面，而成为可以觉察的意识或外化为行为。当外界因素倾向于将“自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生本能”上时，“生”字就会以较17 高的频率在文本中出现；再以行为主义为例，这一学说认为人类的行为都可以用刺激和反应的关系来解释，当外界有较多带有死亡意蕴的刺激存在时，就会有较多关于“死”的反应顺势而生。3.1.2方法及结果在文本的选择上，本文倾向于运用毕淑敏早期代表作“昆仑三部曲”和最近的小说“拯救乳房”作为研究对象。前者虽然包含《昆仑殇》，《补天石》和《阿里》三篇小说，但创作时间较为集中，且都是作者回忆录性质的文章，所以并不存在异质问题；而且这两个文本，即“昆仑三部曲”和《拯救乳房》，产生的时间跨度足够长，符合历时研究的要求。另外作家在创作这两个文本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的职业背景均有较大差异，这也为比较“生”和“死”提供了便利。以下是统计所得出的结果：公式：“生”字（“死”字）在某一文本出现的次数/这一文本的总字数=“生”字（“死”字）出现频率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方法实际得出的“生”字出现频率会略大于理论上我们所要讨论的“生”字出现频率，因为作家出于个人因素会多次使用“医生”这一词，但这并不会很大程度上损害数据的有效性：《拯救乳房》是以一名心理咨询师的视角进行创作的，作家会有意回避与医学相关的词汇，因此“医生”一词在这部小说中出现频率会大大降低；“昆仑三部曲”是作家对从戎生涯的回忆录，她往往是以一名随军护士的身份出场而不是以正式医生的身份，这样在这个文本中也可以保证“医生”这一词较低的出现率。3.1.3对数据的分析18“昆仑三部曲”《拯救乳房》“生”字出现频率0.0018840.003160“死”字出现频率0.0010000.001163 第一，在两个文本中，“死”字出现频率在长达十年的时间跨度之中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始终以每一千字出现一次的频率占有着重要地位。这首先说明了“死亡”始终是毕淑敏所关注的一个主题，它的力量并没有经历太大起伏。“昆仑三部曲”虽然是作者从阿里转业回北京之后创作的，但基本上如实描绘了阿里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毕淑敏当时的心境。面对渺无人烟的万里冰川，作者进行了类似于宗教苦修式的思考，“阿里那个地方，海拔5000多米，自然环境特别极端。地理环境有时候对人的思维会构成强大的影响，会对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那里极端的寂寞，所有的刻板、单调、死一样的沉寂在那里头。而另一边就是一个特别年轻的生命，那时我不到17岁。”[12]死亡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作者无法回避对死亡的思考，尽管可以将死亡的恐惧压入潜意识，但在时隔十年之后，“死”这一字眼又跃然纸上。毕淑敏成为一名职业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面对过真实的死亡，也就学会了如何改变对死亡的态度，但她决不是冷漠地淡然处之，而是在敬畏的基础上学会了理解，从而将“死亡”从潜意识中释放出来，造成了“死”字出现频率在小说《拯救乳房》中的小幅上扬。其次，“生”字出现频率在这十年的时间跨度中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这首先说明了毕淑敏加强了对“生”主题的重视，其实作者一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追求着“生”这一宏大的存在本质。“生”指生存，包括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存在，缺失任何一个方面，“生”都是不完整的。毕淑敏作为医生时，她所要关照的是病人肉体的存在，“生”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是还单个病人以健康体魄；毕淑敏作为心理咨询师时，她又要关爱患者灵魂的存在，“生”对于一名心理咨询师来说意味着还单个患者以完整而且健康的人格。但这两种职业都不能赋予毕淑敏足够权限去影响更多个体。“昆仑三部曲”以及之后的《红处方》等等让我们看到了毕淑敏医生和作家两种职业的融合，但她对于“生”的追求依然受困于医学的种种限制，比如小说中所描述的详细并且专业的手术过程并不能增加普通读者自己操作手术的能力。此时，转机出现在毕淑敏心理咨询师和作家这两种身份的融合，尤其是她的小说《拯救乳房》和一系列心理散文，均以心理咨询师亲切的口吻，透过文字与读者交心，一方面向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心理健康知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她教会了读者如何找到真正的自己，明白“我很重要”和“我的成长我做主”，从而获得精神层次上的“生”。这也是为什么“生”字出现频率会在其后期作品中大幅提高的根本原因。第三，“生”字出现频率总是大于“死”字。这是比较“生死”主题的核心所在，它所19 揭示的是毕淑敏自始至终对生命的赞美和歌颂。作家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心理咨询师都发自内心地希望病人能够最终脱离死亡的阴影，重新回到“生”的阳光普照之中。还是王蒙先生对毕淑敏那句评价最能说明这一现象，“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13]正是毕淑敏内心深处对于“生”主题的倾向，才使得《拯救乳房》一文中若干个罹患乳腺癌的病人战胜了令人恐惧的死亡而获得精神上的重生，带给处于相同情境中的人们以无限启示。3.2自我主题“自我”主题同样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命题，它体现了哲学家们对于人本质的好奇，这甚至超出了对于“生”“死”问题的探讨。毕淑敏青年时期在冰川连天万里无人的阿里最为强烈地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因为在整个“我”和自然环境的互动之中恰恰缺失的就是他人的存在，由此而凸现出了“一个格外年轻的生命”。“这种时候你会真的思索人是什么东西。你一个人，你会觉得自己极其渺小，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生灵。万物会围绕你旋转，因为它们都不能动。那山多伟大，但它不可以走，雪，它只能落在这儿。可是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能量的，你可以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那时候就思索人从哪里来，我将怎样走过一生，我到底是谁。我知道我一定会死，我一定会化成一个冰雪或者一个泥沙，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会觉得要珍惜这个生命，我要为自己创立一个信念出来。我真的就是自己坐在那儿，从宇宙里得到一个想法。这种东西，我想，如果说是一种能量，那是宇宙万物，用一种它们的存在，告知我这些其实非常朴素的东西。”[14]作家对生命和“自我”的思考就这样萌芽产生了。首先，毕淑敏小说中的“自我”具有完整性。这里的“自我”并不是精神分析学派意义上的人格层次，它的含义更大，就是指“自己”，包括人格三个层次的结合，也包含社会性的“自我”，如自我评价，自我意识等等不同流派的解释。心理学家们并没有对这一现象达成统一认识，但简而言之，“自我”是一个人所掌握的对于自己的全部知识的总和。个体对“自我”的知识越多越准确，他就越能处理自己所遭遇到的困难，从而量力而行。但当个体的“自我”知识不完整时，他就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自我”的能力和态度，从而造成心理上的焦虑或现实中的失败。这也是心理学中用以解释变态行为20 的一种有效视角。我们必须要保持“自我”的完整，分裂或残缺都会对个体产生致命的打击。比如《红处方》中的简方宁医生作为一个社会人是完美无缺的，她医术精湛，对待病人关怀备至，但作为一个个体，她的“自我”又是不完整的，缺失了对于自己以及家庭正确的认识和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生命完结的前夕，她才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的重要性，“人的生命，应该是完美无缺的精品。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具备高尚的情感。当动物为一己的事物而狂吠不止的时候，人可以为了更高尚的目标，放弃个人的利益英勇赴死。我们因为美好的事物而快乐，因为丑恶的事物而愤慨和斗争。假如这一切都不在了，生命又有何意义和价值？也许，生命对于自己已无意义，但是对别人却是有用的。比如，我仍然可以进行医学研究，也可能取得惊人的成果。我的存在，可以让我的儿子得到形式上的母亲，他会感觉童年幸福。我的朋友会继续和我来往，也许发现不了我已不是以前的我……但，这一切，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活着的，我只是为了我自己。”同样，在《拯救乳房》中毕淑敏通过成慕海这一人物进一步深化了对“自我”完整性的理解。成慕海是个得了乳腺癌的男人，面对这一让人无法克服的近乎荒谬的事实，“把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人。当我是成慕梅的时候，我阴郁孤僻逃避落落寡合。当我是成慕海的时候，我开朗健谈风趣善解人意。没有成慕梅，我无法安置自己惨淡的人生。没有成慕海，人生对我了无意义。我穿插在成慕海和成慕梅之间，凭着这个古怪的分裂的创造，我才得以在那些极端孤独的日子里，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给自己排解，才有了活下来的勇气。”虽然这种人格的人为分裂起到了暂缓心理焦虑的目的，但他之后却明白这种生活状态“越来越困难了，冷热水龙头失灵。要拧热水的时候，浇你一个透心凉。想要冷水的时候，把你烫出燎泡……”最终，成慕海不得不乔装打扮成女人来参加程远青的小组治疗，希望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人格完整，远远地逃避开焦虑对人心灵的折磨。通过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作家毕淑敏作为一名独立开业的心理咨询师，十分清楚“自我”的不完整所可能引起的严重恶果，她借文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不停地为“自我”完整性而高声呐喊。其次，毕淑敏小说中的“自我”渴望得到尊重。尊重对于“自我”就像阳光雨露之于小草一样，只有获得尊重，“自我”才能茁壮健康地成长。“自我”的尊重体现为对自己能力、情操以及外貌的肯定，它直接影响着个体处理事件的实际表现和导致一定程度心理疾病的概率。当“自我”缺失这方面内容时就会使整个心理机能的运转和发展处于失控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赞美和尊敬而感到高兴，这种良好感21 觉强化了内部“自我”的尊重，进而提高了临场工作表现，形成一个从他人尊重到“自我”尊重再到他人尊重的良性循环。相反，当我们得不到外界的尊重，甚至只能招致蔑视和冷漠时，“自我”就会寻求病态的方式来弥补这一缺失。比如《昆仑殇》中的“一号”，“在三秒钟的怀疑之后主动向军区请求”昆仑防区的冬季长途野营拉练任务，仅仅是因为“高原缺氧，使得军区领导在部署拉练任务时，将昆仑防区搁置在一旁。”这种搁置对于“一号”来说意味着“自我尊重”没有得到满足，“在历次会议上都颇受重视的一号，感到了一种被忽略的苦涩”。终于“一号重新成为会议的热点，军区领导被昆仑防区决绝而新奇的建议所吸引”，他显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尊重”，但却在之后的拉练过程中损失了几名战友宝贵的生命。另外，在毕淑敏许多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小说中也体现了“自我尊重”的意义。《拯救乳房》中的鹿路接受“交友小组治疗”一段时间后，发自肺腑地说：“在我乱七八糟的生活中，能有你们这样的人关心我，爱护我，对我产生好奇，我就非常知足了。在小组的这段时间，是我一辈子最有意思的时光。在小组，我是良家妇女，被当成一个正常女人对待，我太快活了。我这辈子，还从没有这样尊重过，呵护过，有那么多人认真地听我讲话，为我的事着急操心。”由此可见，他人尊重的缺乏首先会减弱“自我尊重”的程度，进而引起心理上的疾病。毕淑敏通过这些故事告诉人们，多一点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会带来不止多一点的心理健康。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自我”主题和“生死”主题并不矛盾，而是可以共存的。“生”时的“自我”我们常常可以考虑得到，因为这个“自我”能被带入意识层次进行思考；而“死”时的“自我”则需要宗教方面的解释，因为它指的是灵魂这类无法考证只能冥想的存在。在毕淑敏的小说中，“生”的“自我”无处不在，它们以或健康或病态的面目不断出现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之中，作家甚至还创作了一部作品，专门和读者探讨“自我”的重要性——《我很重要》。至于“死”的“自我”往往被改容换面成对小说中逝去人物的缅怀祭奠，比如在她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坟墓”意象。总之，这两个主题对于毕淑敏的小说就像一部交响乐的主旋律和和弦一样，“生”“死”主题分别定义了小说的高低音域，而“自我”这一主题从容地穿插翱翔于“生”“死”之间，共同奏出了美好的音乐。3.3小结“生”和“死”这一对概念总是同时出现在同一讨论范畴之中，不仅仅因为它们与人类的现在和将来紧密相关而具有的世俗性，更因为它们是数千年以来沉淀积聚在人类22 某个隐秘的大脑皮层中的原型。人类总是好奇的生物，越是敬畏的事物越是想要不停地接近；无论是在哲学或是宗教的理论中，先哲们都为“生死”这一对概念留足了空间进行阐释，但不管如何定义它们的本质和构建它们之间的关系，都脱离不了将它们分别放置在一个天平两端的范式。毕淑敏虽然并没有对“生死”这一主题做出清晰定义，但是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勤奋的思考同样给出了一份完美答卷。面对“生”和“死”孰轻孰重的选择，毕淑敏逐渐地倒向“生”的一端，并不是因为作家单纯为了躲避死亡而选择了生存，而是她以医生，作家和心理咨询师的三重身份衷心希望她的患者和读者都能够身心健康。“死”是生物共同且无力抗拒的终点站，但“生”的意义和价值是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来改善和创造的。这种选择倾向上的变迁使作者对自己创作风格做出了部分改变，前期悲悯且冷静的写作在后期的小说和散文中较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乐观且愉快的交谈式风格，她开始乐意于和读者一起探索“生”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作家创作的文本反过来决定了她所进行的创作。而相对于“生死”主题所出现的微观变迁，“自我”主题并没有产生质的变化，但它却随着作家个人背景的不停进化而得到了深层次的丰满，从最初作品中对“自我”本质的探讨，到后期运用临床心理学的知识讲解如何保持“自我”的健康，这一主题在保持较高稳定性的同时成为毕淑敏小说不可或缺的核心因子，并使毕淑敏小说对于心理疾病盛行的当代社会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23 结语毕淑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其职业特色和知识背景可以使她更为详细准确地描述一些为她熟知而不为他人所知的故事。无论是作为驻守昆仑的军人，拯救生命的医生还是解救灵魂的心理咨询师，毕淑敏都以敏锐的触觉和细腻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她所经历的生活。毕淑敏又是一个善于改变自己的作家。她并没有拘泥于某一种创作风格，而是积极地寻求适合表现不同内容的话语方式；她也不为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创作题材所束缚，而是勇敢地在作品中尝试新鲜素材；最为重要的是，毕淑敏不断地革新自己的创作理念，越来越靠近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形而上思考。但在创作《心灵7游戏》和《我的成长我做主》之后，毕淑敏也更多地承担了心理咨询师这一社会角色，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见作家以心理专家的身份到学校为学生们解除心理上的困惑，她甚至受聘于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应邀从专家视角和学术层面给其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在不远的将来会带来新的作品，讲述她所遇到的新奇故事和对生命新的体验。24 注释[1][2][3][4][5][6][7][8][9]王岩，姜薇，王会.毕淑敏：我是一棵苹果树.北京青年报，2004年7月8日王岩，姜薇，王会.毕淑敏：我是一棵苹果树.北京青年报，2004年7月8日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吴菲.毕淑敏访谈：最好的作品还在我心中.广州日报，2002年4月5日毕淑敏.我的成长我做主：青少年心灵快乐游戏10+1，漓江出版社，2005陶澜.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北京青年报，2003年6月12日李冰.毕淑敏：女作家别太“儿女情长”.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5月24日王蒙.作家——医生毕淑敏.随感和遐思.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142沈沣.毕淑敏第一次说孩子话.北京晚报，2005年10月27日[10]吴菲.毕淑敏访谈：最好的作品还在我心中.广州日报，2002年4月5日[11]王蒙.作家——医生毕淑敏.随感和遐思，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142[12]吴菲.毕淑敏访谈：最好的作品还在我心中.广州日报，2002年4月5日25 致谢终于要完成这篇论文了，有许多人要感谢。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刘久明教授，虽然他在我撰写毕业论文之时远处西安，但正是他始终支持我走“旁门左道”——心理学，才能有这篇文章中心理学和文学的交融。其次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始终支持我的选择，在我求学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无法取代的亲情。第三要感谢我的女友毛丹，是她在平时的生活中给与了我信心和勇气，让我能够去追求几乎是不可能的梦想。第四要感谢学校的图书馆，我在那里获取了许多宝贵的知识。每次从一排排书架前走过都会涌起豪情壮志，让我能够安静地坐在桌前不闻窗外的鸟声。最后要感谢李俊国老师、王毅老师、占骁勇老师和李军均老师，他们亲切的态度，见长的球技和无比的活力，让我暂时逃离繁重学习，在篮球场上呼吸到新鲜空气。感谢何锡章老师，他的诙谐和热情自我六年前入校起就始终感染着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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