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世界当代史》习题及其解答.doc 55页

'华东师大精品课程《世界当代史》习题题目：第一章：1、简述战后初期苏联的外交战略目标与对外政策方针。2、简析冷战的起因。3、分析雅尔塔体制与战后世界格局的关系。4、分析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背景和意义。5、简评杜鲁门主义。6、马歇尔计划的客观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7、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后果如何？8、朝鲜为什么分裂？9、简述斯大林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要点。10、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第二章：1、简述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2、分析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和影响。3、综述20世纪前半期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第三章：1、简述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形式及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2、分析战后美国经济状况和经济方面的主要变化。3、简析联邦德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原因。4、简析英国的“三环外交”。5、评介战后西欧主要国家的“福利国家”政策。6、简述美国对日占领初期政策的目标。7、简述日本农地改革的意义。8、分析1947年日本国宪法的意义。9、旧金山体制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第四章：1、简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主要内容及评价。2、分析赫鲁晓夫领导时期苏联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3、试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和性质。4、简述1956－1957年波兰哥穆尔卡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5、简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经济改革停止不前的原因。6、简述1968年匈牙利新体制改革。7、简述东、西德的统一。第五章：1、分析二战后印度民族运动的特点和印巴分立的原因。2、简要说明克什米尔问题的由来。 3、比较80年代东盟与印度的经济。4、分析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5、分析第三世界兴起的历史意义。6、简述参加不结盟运动的条件。7、分析二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特点。第六章：1、简述从欧共体成立到70年代初，西欧一体化的主要进展。2、分析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瓦解对世界金融的影响。3、简述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4、简析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其利弊得失。5、简述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经过。6、从经济角度分析美国霸权衰弱的表现及其原因。7、分析西欧一体化的影响。8、70年代，苏联如何形成全球战略性攻势？9、简述犹太复国主义。10、简述四次中东战争的经过。11、简述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对于不平衡。12、简要剖析南北对话。13简述两伊战争的爆发原因。第七章：1、概述20世纪前半期西方史学中的主要流派。2、概述苏联文学的成就。3、分析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兴起的原因。4、简述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的新特点。5、简述二次大战后亚非拉各国文学的共同主题。6、简述世界三大宗教在20世纪的状况。第八章：1、如何理解世界整体化进程与多样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2、你如何看待“文明冲突论”？习题解答：（尚平根据该网站教案内容连缀而成）第一章：1、简述战后初期苏联的外交战略目标与对外政策方针。战后初期，苏联的战略总目标是确保苏联的头等大国地位和势力范围，发展壮大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推进世界革命。 2、简析冷战的起因。美国的遏制战略和杜鲁门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尽管美苏两国对战时利益和战后安排各有打算，但它们仍服从打败和消灭法西斯这一共同的、首要的战略目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盟友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美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苏两国共同的敌人已被打倒，战时共同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随之而来的却是美苏之间的战略目标、战略构想和战略利益的根本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总目标是主宰世界。二战尚未结束时，罗斯福就曾构思战后世界蓝图，其主要的战略构想是大国合作，特别是美苏合作，共同安排战后世界，共同维持战后世界秩序，但是必须由美国充当老大，主宰世界。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后，凭藉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公开宣称要“领导世界”，并通过实施霸权主义的政策和手段来追求这一目标。战后初期，苏联的战略总目标是确保苏联的头等大国地位和势力范围，发展壮大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推进世界革命。斯大林的主要战略构想是，维持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制，巩固苏联在二战中取得的战略利益和势力范围，建立包括东欧在内的保障苏联安全的屏障，增强苏联的国力，扩大苏联的影响，推进并领导世界革命。战后初期，苏联的战略利益包括确保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争取意识形态的胜利等等，但当时被视为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是苏联的安全利益。　　美国和苏联都想“领导世界”。美国要独霸世界，而苏联决不允许美国任意主宰世界。美国要使东欧变成所谓的“自由世界”，而苏联决不允许美国插足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要关心和扩展它的经济利益，而苏联要担心和保障它的安全利益。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包括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苏联要在全世界推行以自己的模式为样板的社会主义。美国是战后头号强国，苏联是战后头等强国，它们的一个共识是，在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必须避免美苏直接交战。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略目标、战略构想、战略利益的冲突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必然导致昔日盟友反目成仇。于是，冷战就不可避免了。这是冷战的根本起因。杜鲁门政府在战略态势上采取攻势，制定和推行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则是冷战的直接起因。　　冷战是指二战后美苏双方以及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乃至各方面的全面对峙和对抗，但不诉诸直接交战。 乔治·凯南和克利福德关于遏制苏联的战略理论被美国决策层采纳，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理论依据。1946年3月5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发出了冷战的第一个信号。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杜鲁门这篇咨文的发表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这是美国第一个具有全球战略性质的对外战略和安全战略，突破了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战略构想、战略目标的框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由此，美国确立了以冷战方式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的“遏制战略”。杜鲁门主义实质上就是战后初期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扩张主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苏盟友关系的公开破裂和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3、分析雅尔塔体制与战后世界格局的关系。雅尔塔体制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美、苏崛起成为世界两大头等强国和雅尔塔体制的确立，形成了战后美、苏两极格局。　　美、苏两国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崛起，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或是在国际政治方面，它们都以绝对的优势、明显领先于其它国家。欧洲列强主导世界的传统格局已不复存在，美、苏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形成了美苏两分天下、主宰国际事务的战后世界两极格局。所谓雅尔塔体制，就是美、苏、英三大国（主要是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在以雅尔塔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达成有关结束战争、安排战后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一系列协议而确立的国际关系体制。　　雅尔塔体制是协调盟国战时行动，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体制。雅尔塔体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的体制。雅尔塔体制又是以大国均势为基础维持战后世界秩序的体制。雅尔塔体制还是美、苏两国凭藉各自的经济、军事实力，划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从各自战略利益出发，有合作、有争夺地实施大国强权政治的体制。这一体制在战后很快变成美、苏之间和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美、苏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一致原则得到确认；欧洲被分割为二，西欧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和朝鲜被分裂为二，出现了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东方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对峙和对抗，冷战成为美苏之间和东西方之间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　 4、分析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背景和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中东欧地区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在大战中的经历和国情的不同，因此这些国家的解放和国家政权的建立也各有特点。大体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有三种类型：有的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武装斗争，并得到苏联的某些援助，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的胜利，解放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如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有的是在苏军反攻并追击法西斯而进入本国的有利条件下，以本国人民的武装起义或配合斗争，与苏军一起击溃了法西斯，成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的则是在苏联的军事占领下建立了新政权，如民主德国。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后，普遍接受了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恢复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银行和工矿大企业国有化及计划经济。二次大战后，亚洲的蒙古、越南（北方）、朝鲜（北方）和中国也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同东欧国家一样，当时也都受到苏联模式的极大影响。东欧和亚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先后与苏联结盟，同时也互相结盟，通过一系列的双边和多边盟约，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形成。5、简评杜鲁门主义。1947年2月，英国政府照会美国政府，表示英国无力继续提供对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为了防止苏联势力乘机渗入希腊和土耳其，希望美国提供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填补真空。在英国呼吁美国干预希土危机之后，美国国务院近东非洲司司长亨德森起草了一份题为《危机和即将倒台的可能性》的备忘录，副国务卿艾奇逊则提出苹果“烂一个就烂一筐”的理论，建议美国政府介入。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公然宣称：今日世界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对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自由制度”，另一种是“以强加于大多数人的少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极权政体”，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国家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奴役阴谋”。他强调：“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伟大的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他说，希腊正受到“武装共产党分子”的威胁，这将对土耳其乃至中东、欧洲和整个“自由世界”产生影响，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派军事人员前往。事后，杜鲁门把这篇咨文称作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杜鲁门这篇咨文的发表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这是美国第一个具有全球战略性质的对外战略和安全战略，突破了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 战略构想、战略目标的框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由此，美国确立了以冷战方式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的“遏制战略”。杜鲁门主义实质上就是战后初期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扩张主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苏盟友关系的公开破裂和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6、马歇尔计划的客观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他在演说中描述了欧洲经济的困境，强调欧洲必须向“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作斗争，“必须获得大量的额外援助，不然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马歇尔表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美国政府要“协助欧洲走上复兴道路”，不过，“最初的意见应该由欧洲提出”，美国将就“能力所及，予以全力支持”。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西欧的经济援助达131.5亿美元，其中90%是无偿赠予，10%是贷款。马歇尔计划确实帮助了西欧的复兴，美国把躺在战争废墟上的虚弱无力的西欧抉了起来，帮助它恢复了元气。西欧即以此为转机，逐步走向复兴、联合和富强。无疑，马歇尔计划对于西欧经济的复兴、西欧人民生活的改善、西欧社会的逐步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马歇尔计划具有两重性，它既要复兴西欧，又要控制西欧。其实质是在西欧稳定资本主义，遏制共产主义，使西欧成为听从美国旨意的“恢复元气”的伙伴，与美国一起对付苏联和东欧。接受马歇尔计划是有条件的，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必须与美国签订双边协定，废除关税壁垒，放宽外汇限制，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对等基金，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购买美国货，保障美国投资和开发的权利，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等等。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加强了对西欧的经济干预和政治控制，增强了美国对抗苏联的实力。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冷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杜鲁门所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一个核桃的两半”。7、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后果如何？冷战初期，美苏之间、东西方之间发生了多起冲突，其中第一次柏林危机被普遍看作是“冷战的第一次高潮”，而朝鲜战争则是一场举世关注的国际性局部战争。 第一次柏林危机　　冷战开始后，德国问题成为冷战的一个焦点。第一次柏林危机及德国的分裂接踵而至。　　二战结束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因苏、美、英、法占领当局都只执行本国政府的对德政策、各自为政而形同虚设。1946年12月，根据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建议，美英两国签订了《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简称“双占区协定”，该协定于1947年元旦正式生效，苏联视之为西方国家分裂德国的一个实际步骤。　　1948年2月，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开始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3月20日，苏联驻德最高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会议上，要求了解伦敦会议内容但未获满意回答，随即苏联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4月1日起，苏联对柏林进行为期10天的陆上交通管制，对通过苏占区前往柏林的西方人员的证件、车辆以及所有货运和私人行李以外的物品实施检查。　　1948年6月7日，伦敦会议发表《伦敦议定书》，内含12个文件，主要内容是：美、英、法三占区合并成统一的德境“西占区”；1948年9月1日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1949年成立德国西占区临时政府（西德临时政府）；美、英、法三国保留西占区占领制度并拥有最高权力；西占区接受马歇尔计划；鲁尔区由美、英、法、比、荷、卢六国和德国西占区临时政府共管；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其中最关键的是在德国西占区改革币制和筹建政府。　　此期间，1948年4月21日～6月8日，美、英在德国占领区秘密召集经济专家和法律专家，研究并确定了货币改革的具体措施。6月18日，美、英、法占领当局颁布《货币法》和《货币发行法》，定于6月20日生效，规定废除旧马克，发行新货币，以及旧钞换新币的兑率，货币发行由德国州际银行操作，货币流通总额不超过100亿马克。接着又颁布了《兑换法》，定于6月27日生效，对新旧马克的兑换规定了更具体的办法。1948年6月21日，西占区正式发行和流通新的德国马克（“B”记德国马克，一般称为西德马克）。这是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的导火线。22日，东占区（即苏占区）也发行新货币（“D”记德国马克，一般称为东德马克）。23日，“B”记马克和“D”记马克同时在柏林流通，美、英、法占领当局即于当天宣布在柏林西占区也实行币制改革，只流通“B”记马克，禁止“D”记马克流通。接着，苏联占领当局也决定东占区只流通“D”记马克。这样，美、英、法、苏四大国首先在金融方面造成了德国事实上的初步分裂。1948年6月24日，苏联占领当局开始封锁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交通，美、英、法三国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 　　苏联占领当局先是封锁了柏林东占区与柏林西占区以及西占区其他地区之间的铁路交通，接着又封锁了公路和水路交通，但没有封锁西占区其他地区通往柏林西占区的宽约20公里的空中走廊。美、英、法三国一方面向有200多万居民的柏林西占区空运、空投物资，另一方面对柏林东占区实行反封锁。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英、法三国动用大批飞机，通过柏林与汉堡、法兰克福、汉诺威之间的空中走廊，向柏林西占区运送生活物资和其他物资约158万吨（至1949年底共234万余吨），日最高运输量为1.2万吨，飞行航次达19.5万架次（至1949年9月底达27.7万架次）,飞机失事损毁24架，死亡61人，自1948年6月26日至1949年9月底空运总耗资2.25亿美元。与此同时，西占区对苏占区所需的钢、焦炭、电力等物资和能源实行封锁。由于苏联关闭进出西柏林的所有道路和铁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空运向柏林提供补给品，一度达到每天运送7000吨物资，柏林空运持续了一年之久。第一次柏林危机使东西方关系和国际局势陡然紧张，但对峙双方都不愿开战。杜鲁门认为要继续留在柏林而又不致于冒全面战争的危险，“空运比陆路武装危险性较小”。美国不愿因“封锁”而被苏联赶出柏林,但也“不打算在任何情况下采用武力维护柏林的绝对立场”。斯大林强调“苏联当局采取限制性的措施并不想把盟国军队从柏林赶出去”。因此，尽管局势紧张，对峙双方并没有走到战争边缘。　　1948年9月，美、英、法把柏林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10月，苏联对西方提案行使否决权。11月，柏林东占区成立“临时民主政府”；12月，柏林西占区成立“市政府”，于是柏林实际上正式分裂为东柏林和西柏林两个城市实体。　　封锁和反封锁给对峙双方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双方转而走向妥协。从2月15日开始，美、苏驻联合国代表按照本国政府指示，多次就柏林问题秘密接触。5月5日，在莫斯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同时发表了公报，宣布：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已达成协议，苏联一方和美、英、法一方于5月12日同时取消柏林与德国东、西占领区之间的一切交通、运输、贸易的限制；解除封锁后10天，在巴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有关德国的问题以及由于柏林形势而发生的诸问题，包括柏林货币问题在内”。　　1949年5～6月，在巴黎举行了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会议除了肯定关于解除柏林封锁的协议外，没有达成其他协议。虽然1948年6月24日爆发的第一次柏林危机至1949年5月12日终告结束，但是接踵而来的却是德国的正式分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先后宣告成立。 8、朝鲜为什么分裂？1945年8月中旬，出兵远东对日作战的美国和苏联划定北纬三十八度线为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北部由苏军占领，南部由美军占领。1946至1947年间，在两个占领区分别成立了临时政权机构（以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和以李承晚为首的南朝鲜“过渡政府”）。1948年，朝鲜半岛因冷战而正式分裂。1948年5月，南方不顾北方的反对举行单独选举，并于7月制定了《大韩民国宪法》，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8月，北方也举行了人民议会选举，随后通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9日，以金日成为政府首脑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美苏冷战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半岛南北的对立。1948年12月和1949年6月，苏、美军队先后撤离朝鲜半岛，但是美、苏仍然控制和支撑着半岛南、北双方的对抗。　　1950年6月，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爆发战争。战争打响后不到24小时，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在苏联代表缺席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尚未恢复的情况下，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空、海军直接介入这场原本是朝鲜人之间的战争，支援韩国军队。28日，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30日，杜鲁门下令美国陆军驻日本的地面部队开赴朝鲜半岛。7月7日，联合国，通过成立“联合国军”的决议。9月15日，麦克阿瑟亲率7万余美军，在近500架飞机和260多艘舰艇配合下，实施了仁川登陆。战局发生了不利于人民军的逆转。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在下令美军出兵朝鲜的同时，还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8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掩护的问题。中共中央在10月18日正式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19日，美军占领平壤。当天晚上，彭德怀率志愿军首批部队26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25日，志愿军与美军遭遇交战，揭开了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以运动战和夜间进攻为主要作战形式，实施战略反攻，连续发动了5次战役。首先扭转战局，继而挫败美军的反扑，收复了朝鲜北方领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时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联合国军”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在板门店代表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同日22时（朝鲜时间），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全线实现了停战。 朝鲜战争是战后初期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局部战争，也是冷战背景下典型的有限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为参战各方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也进一步固定了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有关各国的相互关系。9、简述斯大林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要点。1949年1月，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2月，阿尔巴尼亚也决定加入。4月，经济互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次年9月，民主德国亦加入经互会。经互会宣布的宗旨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经济互助、技术合作、促进会员国的经济发展。于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由“莫洛托夫计划”的双边关系，发展为“经互会”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提出了“两个平行而对立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他把世界市场划分为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两个平行而对立的市场，并认为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的趋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日益狭小和萎缩。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力图通过经互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并以此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相对抗。10、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1945年8月，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动越南八月革命取得胜利。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河内宣告成立，原傀儡政权皇帝保大随即退位。1946年初，胡志明经大选当选国家主席兼政府总理。然而，意欲恢复殖民统治的法国于1946年12月派遣军队大举进犯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人民投入了长达8年的抗法战争。1954年3月至5月，越南人民军奠边府大捷给法军以致命性打击。7月，法国被迫签署日内瓦协议，法军撤出越南，法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但越南的统一却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阻挠而未能实现，1956年3月，在美国支持下，南越吴庭艳政权违反日内瓦协议，在作为临时军事分界线的北纬十七度线以南地区单独举行选举，制造了两个越南的分裂局面。第二章：1、简述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　　 第三次技术革命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人们常说的新技术革命阶段。这一阶段以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标志、以广义信息技术为中心，引起了当代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形成新兴技术群。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及海洋技术等许多领域均获得突破性进展。在这些技术中，有的属于前一阶段技术革命的延续，而多数属于新开发的技术；即使是原有领域的延续，也是属于与其他高技术相结合后被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技术。　　（一）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作为高新技术的先导，是应用信息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信息产生、传递和处理的技术。它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总称。　　微电子技术是电子技术的分支，就是使各种电子元件和电子设备不断微型化的技术，是现代电子工业的基础。集成电路是其最重要的器件。1968年美国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后，电子元件的功能发生了质变，在一块6.45毫米的硅片上可容纳30万个元件。目前，制造集成电路的硅片直经已超过12英寸，加工线宽达到0.2微米以下。微电子技术具有可靠性好、寿命长、速度快、动耗低、品种多、换代快等优点，因而广泛应用于计算机、通信设备和智能机器人等方面。　　电子计算机因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加速了更新换代的速度。70年代以后，电子计算机在各国拥有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开始向着巨型化、高速化、微型化、多功能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美国、西欧等国竞相研制第五代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仿人脑计算机，形成一场研制超级计算机的国际性竞争。目前，人工智能计算机已实现实用化，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具有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第六代计算机也将问世。另外，计算机的性能也不断变化。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存贮量和可靠性不断提高。90年代世界上先进的超大型通用计算机的处理速度达到每秒钟1.5亿条指令，运算速度可达每秒百万亿次以上。　　通信技术在70年代以来出现飞跃。其突出表现是光纤通信、卫星通信、程控数字交换机和综合业务数字网技术的相继面世。将计算机与通信加以密切结合，这是现代通信技术的突出特征。从模拟向数字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必将推动综合数字通信网大发展，而综合数字通信网系统能把电话、可视电话、电报、数据、传真及电视等传输业务一并完成。目前，世界通信技术总的发展趋势是向数字化、宽带化、高速化、综合化、网络化、智能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有效地拓展了人类的信息功能，特别是智力功能，带来了通信、计算机和自动控制领域的革命（因三者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皆为C，故又称“三C” 革命），有利于实现企业、办公室、家庭的自动化，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产业的蓬勃兴起，企业在生产中对科学、技术、教育、培训的投入不断增加，致使越来越多的专家把科学、技术、教育、培训等投入即知识投入看作是在劳动（包括非技术工人、不同层次的技术工人和专家）、资本（固定和流动资本）和资源（原料、土地等）之外的一项独立的而且是越来越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从而迅速改变现代经济的特性：从旧型的经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变成新型的经济（由信息产业联结、主导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链），即当前广为人们谈论的“知识经济”、“网络经济”。　　（二）生物工程技术兴起于70年代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是以生命科学最近成就为基础的综合性现代技术，是战后发展起来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技术。它包括基因工程、遗传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和蛋白质工程四个方面。生物工程技术建立在生物资源的可再生性基础上，不受原料的限制，并可把在高温高压下进行的生产过程，改变为在常温常压下进行的生物反应过程。它投资少，效益高，因而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社会效益，已广泛应用于药品生产，疑难病防治、医疗水平提高、动植物品种改良等许多方面。　　（三）新材料技术新材料技术是指研制和开发具有优异性能或特定功能的材料的技术，新材料是发展其他新技术的物质基础，因而，新材料技术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支柱。自70年代以来，各国均大力加强对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以适应和满足能源、生产工艺、产品结构上的变化需要。由此推动了世界新材料的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据统计，1976年世界使用的人工合成材料仅有25万种，而到1982年则发展到了33.5万种。从新型材料的内容和类型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信息材料、能源新材料、特殊条件下使用的结构材料及新型功能材料。信息材料中主要是半导体、光导纤维等；能源材料中有高温结构陶瓷、非晶态材料及超导材料等；工程塑料、新型合金则是主要的结构功能材料。各种新型材料大都具有比重小、强度大、耐高温、耐腐蚀、成本低、绝缘性好等优点，用途十分广泛，具有潜在的巨大社会价值。目前，新材料开发的总趋势是向着高性能化、高功能化、复合化、智能化和可设计化方向发展，合成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将逐步取代传统的金属材料，天然材料的直接利用也将逐渐减少。　　（四）新能源技术能源技术作为当代技术革命的重要支柱，是关于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节约的手段。新能源是指相对于使用多年的常规能源而言，主要指那些天然的、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新能源技术主要有核能技术和太阳能技术。就核能技术而言，目前全世界拥有核电站400余座，装机容量超过3亿千瓦，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5%以上。核能还在核潜艇、航空母舰、人造卫星上得到使用。太阳能技术近年来倍受重视，其原因在于太阳能是最干净、最经济、最方便、用量广阔的能源。1991年澳大利亚在太阳能电池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将太阳能光电转换效率从15%左右提升到24.2%。此外，生物能（沼气）、地热能、风能、潮汐能等新能源技术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不断拓展着世界能源的新领域。　　（五）空间与海洋技术 当代空间技术主要是发展多种应用卫星、军事卫星、发射器、航天飞机、空间站等。许多国家发射了大量科学卫星、侦察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通信卫星等应用卫星。70年代美苏开始了地球轨道空间站的研制。1973年5月，美国率先将命名为“天空试验室”的空间站送入环球轨道，此后又用阿波罗登月飞船将3批共计9名宇航员送入实验室。苏联在1971年4月—1977年9月间先后将6个“礼炮号”空间站送入环球轨道，并顺利地完成了“礼炮号”空间站与“联盟号”、“进步号”等空间站的对接。1981年4月21日，美国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升空。空间站的建立和航天飞机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对空间技术的利用进入新时期，它使人类的宇宙开发从探索阶段进入实施阶段，实现空间产业化的目标已为期不远。世界海洋的总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70%以上，约3.6亿平方公里。烟波浩渺的大海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资源和能量，是个远未充分开发的宝库。在当前陆地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海洋将日益成为人类获取食物、能源、水源及原材料的基地，因此，海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海洋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人类努力的方向。目前，海洋开发技术的方向主要是提高深海技术，开发南极和北极资源，研究从海水中回收核燃料，把生物工程技术用于海洋生物及能源的有效利用等。随着海洋开发利用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进入“海洋经济时代”。2、分析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和影响。战后技术革命的基本特点战后技术革命，无论是在规模、深度，还是在其影响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前的技术革命，显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其一，新技术的突破速度明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大大缩短。　　据粗略统计，19世纪的科技成果比18世纪多好几倍，而20世纪前50年的科技成果又大大超过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科技成果特别是技术上的突破比过去2千年的还多。与此相适应，重要新技术出现的间隔时间不断缩短。以往的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大多需几十年的间隔时间，而50年代以来大约每隔5年就会有一种到几种新技术出现。比如电子计算机从40年代诞生以来的50年时间里，已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5次重大革新，几乎每隔10年左右时间即换一代。在最近的20年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是惊人。80年代以来大约每隔5-7年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存储量、可靠性就提高10倍以上，而其体积却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生产成本只及原来的十分之一。 　　在新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科技由潜在生产力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大大缩短。以往的科技革命中，由于科技水平低，科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直接或迅速地影响和改造生产的程度，同时生产也没有达到迫切需要直接利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成就的水平，因此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合并不紧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分离的。战后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相互渗透，科学、技术、生产已形成为统一的整体过程，这就使得许多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了。科技越来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据统计，18世纪时科技成果商品化周期是100年，19世纪时为5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7年，70年代以后缩短为3.5年。另据测算，1885-1919年间，一种发明从其发现到它在工业上的应用的“成熟期”平均是30年；从生产上掌握它到投入市场，平均是7年；整个实际时间为37年。1920-1944年间，上述三个时间的平均长度相对地缩短为16年、8年和24年。到1945-1964年间，又分别缩短为9年、5年和14年。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周期的缩短，表明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科学—技术—生产紧密衔接的一体化结合已经形成，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第一生产力”。　　其二，战后技术革命具有空前的规模，不同领域的新技术密切联系、“连锁反应”，形成技术的“群体革命”。　　战后技术革命不仅内容深刻，而且规模空前。18世纪以来，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如纺织机、蒸汽机、电力等新发明、新技术。这些相继出现的新技术虽然也带动了其他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但是它们出现时都是单一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单一的技术在技术发展中居于稳定的主导地位，难以替代。然而，战后技术革命却是以多项技术的群体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以单项技术或少数几项技术出现的，它涉及到技术的各个领域和各种工业部门，是整个技术领域的全面革命。若按技术性能划分，战后技术革命至少表现为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六大群体。而六大群体中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都引起了好几种技术的发展。比如电子计算机革命和半导体革命就是因电子技术的发展引起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发展，导致集成电路的产生及其换代升级，而集成电路的发展又导致电子计算机的更新换代。计算机革命、新材料革命、火箭技术的飞跃是空间技术革命的促发剂，空间技术革命反过来又促使电子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并带动遥感技术、激光技术的发展和一系列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而且，上述所列六大技术群体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通过不断的分化、组合，诞生出许多新技术的分支，技术门类越来越多。另外，在战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统的技术领域也相继发生了全面的技术革命。比如石油、化工、航空、冶金等工业技术均获得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新老技术互相激励，彼此推动，不仅涌现出一系列新兴技术，而且使战后技术革命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 　　其三，战后科技发展中，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科学技术日趋综合化和整体化。　　当代技术革命基本上表现为在科学指导下的技术革命，在技术革命的基础上，科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完美结合使科学与技术处于同等重要地位。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科学一方面在不断的发展，学科分门别类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又高度的综合，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不少学科的界限被打破，形成了组合式发展的新特点。一些大跨度、大范畴、多栖型的新兴边缘学科正是在各学科的渗透综合的过程中，在联系各学科的关节点上形成的。战后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表明，不仅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而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也有相互影响、互相交融的趋势。像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的一些理论已被社会科学研究当作方法论广为采用，甚至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出现了诸如未来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创造心理学等边缘性的新兴学科。这一方面拓宽了人们科学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在研究自然或社会的时候，能站在宏观的角度，进行综合的整体研究，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多出科研成果。科学新成果多了，就会转化为更多的新技术，科学的日趋综合和整体化也必然推动技术领域的综合和整体化发展。　　其四，技术发展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空前加强。　　战后技术革命发展的规模不断扩大，使许多研究项目和课题的规模不仅从个体劳动发展成有组织的社会化集体劳动，而且从国家规模的研究发展为国际规模的研究。许多尖端项目都是靠许多人才和许多系列工程的配合完成的，假如没有多学科的协助攻关，就无法实现。高科技的复杂性和规模、科研设备及其费用不断提高使得许多项目需要更多的公司和国家参加，通力合作，分担费用和分担风险。社会化和国际化已成为战后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　　其五，高新技术的地位日渐突出处在科技革命最前沿的高新技术作为技术发展的领头羊，是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驱动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对高新技术产品及服务的日益旺盛的需求，必然导致高新技术的快速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对一国或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据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成员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1970—1986年期间增长了4.7倍，而同期的其他产业的产值仅增长了3.3倍。正因如此，自8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高新技术开发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把高新技术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一、战后技术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首先，战后技术革命促使生产力诸要素及生产力内在结构发生变革。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　　使劳动者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以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要。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支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劳动大军。技术革命带来了劳动资料的变化。控制论、信息论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机器系统的结构已经发生质变，从而奠定了生产自动化的物质基础。技术革命还进一步丰富了劳动对象的内容。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不仅使有用物的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质量显著提高，而且将一些废料重新加以利用，充分扩大了可利用资源的广度和深度。现代科技发展还使生产力内在结构发生变化。现代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使得劳动资料内部机械化装备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多，劳动对象内部非金属材料、有机合成材料和等离子体的比重越来越大。劳动力内部直接生产人员逐渐减少，科技管理人员比重日益增大；体力劳动者逐渐减少，脑力劳动者日益增大，智力正在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内容。生产力结构的形态也发生变化，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转变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由高物耗、高能耗型转变为节物节能型；由初级技术型转变为高技术型。　　其次，战后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科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源泉。在现代生产中，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往往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几倍、几十倍。据统计，在20世纪初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5—10%是依靠采用新技术获得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个比例已上升到60—80%。90年代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70—80%。科技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的主要表现在：一是高新技术使技术密集型企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生产向自动化、集成化、多样化和分散化方向发展；二是新技术使生产要素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三是科技促使企业生产向“三高三低”方向发展，即使企业的生产逐步具备高效率、高效益、高增长、低能耗、低消耗、低污染的特点。最后，战后技术革命使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战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已大为缩短，从几十年上百年缩短为十多年，甚至更短，各种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使技术老化的周期越来越短，如20世纪初期技术老化周期为40年，30年代是25年，50年代为15年，70年代为8—9年，80年代为3—5年；而且大大降低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和消耗量，使新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变得更为直观和清晰。二、战后技术革命对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影响 经济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战后一系列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使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现代科学技术是新型产业之源。战后初期到60年代，发达国家的工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煤炭、纺织、汽车、造船、建筑等资本密集型工业。70年代以后，伴随新技术成果的不断涌现和广泛应用，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新型材料工业、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等一系列新型产业迅速发展。新兴工业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被称为“朝阳工业”，而过去一度被认为是工业化社会象征的传统工业，有如夕阳西下，日趋没落，被称为“夕阳工业”。“朝阳工业”的不断出现和发展，必然使技术陈旧落后的“夕阳工业”逐步被淘汰和转化。因此，为了促进整个工业的发展，发达国家不得不应用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技术密集型取代劳动密集型，使传统产业出现新活力，企业结构也逐步向高级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　　高新技术逐步取代相形见绌的陈旧技术，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正是这种替代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因为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发展一方面为各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并要求有相应的教育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从而要求生活服务和医疗保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战后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的部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其变化的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等直接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呈下降的趋势，而第三产业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通讯、服务业、科研、教育部门所占比重迅速提高。据统计，一般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均超过工农业总产值，有的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　　战后技术革命还使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战后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社会从以体力劳动的解放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时代，过渡到以脑力劳动的解放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时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类的脑力劳动被部分取代，人类的神经系统也得以延长和补充，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使体力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下降。人类从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开始转变为控制生产过程。劳动方式和人在生产体系中的作用的变化，直接引发社会阶级状况发生变化：　　第一，白领阶层逐步扩大。新兴工业部门多为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含量高，操作程序复杂，这就要求有更多的拥有很高文化素质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加入企业工作。于是，蓝领阶层的人数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白领阶层却在不断的增加。在发达国家，以白领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体。 　　第二，教师和文化事业、服务行业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战后技术革命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因此教师和从事其他文化事业的人数不断增加。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重也相应增加，而从事直接物质资料生产的工人、农民的人数则相应减少。第三，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和身份变化更具动态性。在技术革命推动下，产业结构变化的动态性日趋明显，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和身份变化也更具动态性。人们从传统工业部门向新兴的工业部门和行业流动既可能造成地位下降，也可能提供地位上升的机会。因此，社会阶级状况及构成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并正在发生持续的变化。三、战后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战后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容和国际经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战后技术革命提高了世界的整体劳动生产率，促使世界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新的国际分工。战后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加快并带动了世界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同时引起新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越来越集中于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把那些劳动强度大、周期长、高能耗、污染重、技术要求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制造和装配；同时把资本密集型的传统企业加以改造，使之具有灵活变化的能力。新兴工业国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在国际分工中地位与发达国家基本接近。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适应改革开放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主要产业也从生产农矿初级产品转向制造业。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发展使其农产品在世界农产品出口额中的地位下降。由此产生了更强调技术基础和水平的国际分工格局，即发达国家主要发展高精度的技术密集型工业，新兴工业国家发展一般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一般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传统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农村的分工格局逐渐削弱。 　　第二，战后技术革命使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一，生产的国际化大大加强。生产的国际化是生产的社会化向世界范围的延伸。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产规模空前扩大，生产的产品突破了国内市场容量而走向国际市场，使产品国际化；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促使国际分工加深、生产国际专业化和协作化深入发展。在生产国际化加强的基础上，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目前，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劳务、国际技术转让中的重要力量，成为世界性的最基本的、最典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其二，资本国际化进一步发展，国际资本输出剧增。其三，贸易流通国际化稳步提高。世界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世界贸易流通的发展。各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其四，国际金融也有很大发展。现已形成了包括纽约、东京、香港、伦敦、法兰克福在内的24小时运转的全球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金融通和各国对国际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其五，一些跨国家的区域性经济集团组织和国际性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如欧洲共同市场（EEM）、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　　第三，战后技术革命使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日益加剧。总体而言，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对不同类型、不同科技水平国家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同的，由此造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战后技术革命首先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竞争更趋激烈。　　战后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战后技术革命虽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某种机遇和可能，导致象亚洲“四小龙”那样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迅速崛起。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落后、资金不足、高技术人才短缺，一时尚难以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相反，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强，科技力量雄厚，实验设备先进，反应对策及时，具备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广泛采用大大节省了劳力，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不断减少对传统材料和传统能源的依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失去了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能源等方面所拥有的传统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居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由于世界经济的“制高点”转向科学技术，而世界上技术转让的80%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供给的，这更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所有这些将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更趋严重，矛盾日益加剧，进而给世界带来新的动荡。　　战后技术革命还使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发展中国家由于各自的国情不同，在战后50年中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形成几种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差距的存在决定了技术革命对它们的作用程度及提供给它们的机会是不同的。那些工业基础发达、经济力量较强、科技发达的新兴工业国家，有可能及时抓住技术革命的机会，充分利用和消化最新的科技成果，使经济快速发展。对于那些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单一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种种原因便会失去技术革命提供的机会。战后技术革命不仅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走向。 　　第一，战后技术革命推动国际政治的内容发生变化。科学技术在当代的进步给各国发展带来了重大而积极的效应，它已成为综合国力较量中头等重要的因素。战后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几乎同步进行，卷入新技术革命的国家的经济实力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迅速发生变化。由于技术革命的发展与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有关，卷入技术革命的国家的军事实力必然会迅速增强，因此具有科技优势特别是新技术优势的国家，同时就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战前的欧洲之所以长期主宰世界，关键在它们掌握着先进的科技；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同样依赖于高科技的长期优势。可见，当代大国强国之争，科技战已成为全球较量的主要内容，科技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传统的国际政治的根基发生动摇，新的价值观、战略观、外交观和全球观开始形成。战后技术革命还为国际间联系和交往提供了新的手段并为人类活动开拓了新的空间和领域，从而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加“透明”，使相互竞争与合作的领域，国际交流与联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也使国际社会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国际政治的内容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第二，战后技术革命促进两极格局的演变和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战后40多年中，美苏关系成了两极格局的基础，而两极格局的核心是军事实力的对抗，战后技术革命恰恰为双方军事对峙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借助于战后技术革命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加强。可以说，战后技术革命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对两极格局的形成和维系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长期的军事对抗和轮番升级的军备竞争，使两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经济实力受到极大削弱。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相对下降，苏联则因其僵化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阻碍了由传统工业社会向以高科技为龙头的现代化社会转变，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失去了与美国竞争的综合国力，最终付出了解体的代价。两极格局也因此彻底瓦解。在美苏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同时，西欧、日本、中国等国家或地区正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力量。因此，战后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世界性的国家实力相对均衡化的结果便是两极格局的终结和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第三，战后技术革命导致战争与和平问题出现新局面。战后技术革命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技术革命引起武器装备的革命性变化，尤其是核武器的实际使用将使战争双方遭受无法承受的灾难甚至将毁灭整个人类。因此对峙双方均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也害怕因大规模战争而引发核武器的使用；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综合国力竞争，使各国越来越注意本国内部发展，因而需要安全、和平的国际环境；技术革命使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地球变得越来越“透明”，从而有可能避免各种突发事件引起世界大战。不过，新技术革命又可能增加高新技术武器的扩散，使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往往更加难以遏制。四、战后技术革命对生态环境和文化的影响 　　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活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在诸多的社会物质条件中，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它们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战后，由于科技的巨大发展，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但是，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自然因而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从而引发了波及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沙漠漫延、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坏、酸雨频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公害从四面八方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基础。生态环境问题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大类，两者紧密相连。在环境污染中，放射性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尤为引人关注。毫无疑问，核能发电对当代各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核反应堆若不能采取严密的安全和防范措施，一旦发生事故，将使环境造成严重污染。1986年4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事故所造成的污染和危害，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另外，发射物的坠落，放射废物和垃圾处理不当及大气层、外层空间试验所造成的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　　从根本上说，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发展不当和发展不足，而这些显然与科技发展所提供的现代技术手段有关。如何防止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人类必须一方面节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使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与资源的再生能力相适合；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并不断开发新能源摆脱人对自然条件过度的直接依赖。而要做到这些，都需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例如，生物技术的发展，能够有效地解决滥用化工技术而造成的严重的土地污染和水污染的问题；新材料技术的发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老的原材料和能源，而且在减少物耗的同时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高技术本身便包含了许多无污染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可见，战后技术革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双重的。　　战后技术革命对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二：其一，技术革命使文化的内容发生变化。战后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面貌，全球社会生活领域随之发生全面变革，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随着新的技术成果大规模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一系列新兴工业得以诞生，农业和传统的工业部门得到改造，产业结构全面调整。尤其是大批高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和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性质发生巨变。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使知识、信息、专业人员队伍不断扩大，劳动力流动十分频繁。这种状况必然要求教育从内容到形式均作出相应的调整，促使多层次教育的发展，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人的知识构成和知识层次。与此同时，新技术成果大量进入家庭，加速了家庭的现代化，促使人们观念的不断更新，文化也获得了新的载体。这一切均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新的价值观念。以此为前提，人们对文化提出了新的需求，产生了新的审美情趣，要求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娱乐方式不断更新，希望有新的精神寄托，希望探索社会中的许多新问题。社会的需求推动了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多彩。 　　其二，战后技术革命推动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和文化的融合。加速并加强各种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互动，推动同质或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是当代科技影响国际关系的又一方面。文化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世界上有数以千计的民族和种族，更有难以计数的特质文化。正是凭借技术手段，才使文化与文明之间得以沟通。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人、物交流骤然加速。通讯传播媒体的发达更使信息传递瞬息间完成。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距离越来越近。于是，各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义，各民族的文化大幅度跨越国界和地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财富。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在不同文化的剧烈撞击下，各种文化通过比较反思，认同扬弃，都会从其他文化特质中吸收新的养料，借取新的元素，形成民族文化的新的内涵与形式，其结果必然是民族文化获得新的活力，世界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一种文化吸收异质文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融合的过程。在一切文化中都寓有永恒的，人类性的成份，寓有被世界广泛认同的内容，因此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当代世界文化在更高层次上显现出多元复合体的面貌，文化的世界性和整体性日益强化。当然，在各种文化的广泛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化的冲突，科学技术作为凝结各种文化的“粘合剂”或分裂的“催化剂”，使不同类型、不同体系文化的交融、不同文化观念的撞击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从整体上看，文化的融合远甚于文化的冲突。3、综述20世纪前半期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战后技术革命于20世纪40年代发端于美国，40—70年代初是战后技术革命的第一阶段，其间核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是技术突破的主要标志。　　（一）核技术核技术的开发和和平利用直接导致一场新的能源革命，从而揭开了战后技术革命的序幕。自1942年12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并首次实现了人工控制的核链式反应后，人类便由此进入原子能时代。1945年，美国率先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苏联也于1949年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底，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九个月后苏联的氢弹试验也获成功。1954年11月，美国第一艘核潜艇建成下水并投入使用。军事核技术的发展为过渡到民用核动力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核裂变和核聚变技术在民用领域开始运用。1954年，苏联建成了第一座核电站，发电能力为5000千瓦；次年，美国建造了第一座原子能商用发电站。1956年，美国建成的核电站发电能力达到92000千瓦；1957年，苏联制造出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随着核发电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核能在世界能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增强。　　（二）电子计算机技术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重大突破，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由此大大提高。1946年，美国出于军事需要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51年生产出第一台商用的存储程序电子计算机并于1952年开始商业化的批量生产。紧接着，联邦德国在1951年、苏联、瑞典在1952年、日本在1954年、中国在1958年都分别研制出自己设计的电子计算机。到50年代末，电子计算机已成为全球性的新技术并进入大发展时代。伴随着晶体管、集成电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也不断更新换代。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以电子管作为逻辑元件，运算速度为每秒钟5000次；50年代中期，第二代计算机即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诞生，其运算速度达到每秒种1百万次；进入60年代，电子计算机发展出现了飞跃，第三代计算机即集成电路计算机问世；70年代初，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作为电子计算机家庭的第四代登上了舞台，运算速度达到每秒钟上亿次，而计算机体积却大为缩小。高速可靠的运算能力、逐渐缩小的体积及不断下降的生产成本，使电子计算机不仅产量和拥有量不断提高，而且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70年代初，计算机已由昔日单纯运用于以国防和宇航为中心的大型科研，扩展到政府和企业界，并在生产、管理、商业往来、金融服务等方面广为应用。　　（三）空间技术空间技术是研究人类进入和利用太空的技术。战后，美苏两国出于冷战的需要，竞相研制威力巨大的火箭，旨在为核武器提供新的运载工具。而火箭技术的发展是空间技术取得突破的关键。1957年8月，苏联宣布试射超远程多级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同年10月4日又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开辟了人类向空间进军的新时代。此后美苏在发展火箭技术上你追我赶，各不相让。1961年，苏联用一种集束式三级液体火箭将“东方1号”载人宇宙飞船发射升空，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美国遂从1961年开始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1969年7月成功地将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送上月球。为此，美国研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结构更先进的运载火箭“土星”五号。60年代后期，空间技术重点逐渐转向了应用研究方面，各国发射了大量应用卫星，包括科学实验卫星、侦察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通信卫星等。此外，美苏还陆续进行了对行星和行星际空间的探索，揭开了各国争夺外层空间的新的一页。第三章：1、简述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形式及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西方国家的发展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形态都有着与战前不同的特点。50至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比较迅速并且幅度较大。 　　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与战后技术革命分不开的，同时也和战后各国实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相关联。这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制订一些改良主义的社会立法，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等。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欧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欧洲共同体的发生和发展体现出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新发展虽然具有许多新特点，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经济危机仍然周期性地出现，其中最为严重的是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起的“滞胀”型经济危机。美英等国在80年代初运用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通过实施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走出衰退，经济逐渐回升。与此同时，西欧各国还通过加深经济一体化来促使经济走出衰退和解决“滞胀”。　　世界经济在90年代又有新的变化，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和一体化迅速发展。美国在90年代出现了“新经济”现象。欧洲的一体化则更为迅速地发展，欧洲联盟的建立和欧元的诞生预示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分析战后美国经济状况和经济方面的主要变化。、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总态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　　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美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从50至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黄金时代”的时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到1971年的10634亿美元。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一、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二、为应付冷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三、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四、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五、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其次，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地向西部和南部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的西部和南部由于一没有传统工业的负担，二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兴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东北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地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财团展开竞争，美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多雪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　　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美国兴起。跨国公司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飞速发展的原因如次：一、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美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二、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高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19和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战后，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巨额的利润。 　　最后，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烈度大大减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国没有出现过1929至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但是曾经经历过5次经济衰退（或者可以说发生过5次一般的经济危机）。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但是经济危机的烈度都不很大，比如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基本在百分之十以下，只有一次在13.5%，但恰恰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最短。另一方面，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危机都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烈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当然美国政府的这些国家干预的办法，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债大增，通货膨胀有增无已，以至积重难返，对70年代的美国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3、简析联邦德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原因。4、简析英国的“三环外交”。5、评介战后西欧主要国家的“福利国家”政策。6、简述美国对日占领初期政策的目标。7、简述日本农地改革的意义。8、分析1947年日本国宪法的意义。9、旧金山体制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 第四章：1、简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主要内容及评价。1949年秋，苏联保安机关在斯大林指示下突然逮捕了一批高级干部，其中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等。随后，经秘密审讯，于1950年9月，以“叛国罪”将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由于这一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多在列宁格勒担任过领导工作，所以被称作“列宁格勒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的制造是30年代各种冤案的翻版，其目的就是为了把　　可能成为斯大林“反对派”的政治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此确保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和“斯大林模式”的稳固。在政治清洗的同时，斯大林还在理论上制造不可逾越的禁区，用撰写“经典著作”的方式为“斯大林模式”确定理论教条。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以不容商榷的、下定义式的语句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等问题作了论断，从而构建了以“斯大林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框架和基本观点，并下令以此作为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这样，斯大林用个人的理论权威排除了其他人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索，确立了“斯大林模式”在理论上的唯一正统性。　　理论的僵化势必导致实践的封闭和盲目。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阶段，提出脱离实际的超阶段发展目标。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尚未完成，斯大林就要求制定新的党纲，明确规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表。根据斯大林的设想，苏联将在20～30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无商品货币的按需分配，经济指标全面超过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显然，这是具有空想特征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完全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基础（当时的苏联尚未根本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同时，这种立足于粗放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已经落后于战后正在兴起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而斯大林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缺乏前瞻，仍然固守战前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观点，并以此设定与资本主义竞赛的指标（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把这些指标作为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所以，在超阶段发展目标的背后实际上是落后的、固步自封的发展意识。2、分析赫鲁晓夫领导时期苏联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赫鲁晓夫执掌党政大权开始了苏联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因为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展开了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尝试。赫鲁晓夫的改革方针确立于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中央工作报告提出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些新观点。国际方面，赫鲁晓夫强调了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是对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修正；国内方面，赫鲁晓夫强调恢复和加强法制，为“列宁格勒案件”等冤案平反，改变保安机关权力不受制约的非正常状态；党的建设方面，赫鲁晓夫要求批判“个人崇拜”，恢复“集体领导原则”。为了以更明确的立场表示自己与“斯大林时代”决裂，赫鲁晓夫不顾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反对，在结束大会议程后，于2月24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召集大会代表，作了以批判斯大林为主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记录稿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从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破坏革命法制、破坏民族关系、导致苏德战争初期失利、制造个人崇拜等方面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对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报告长达4个多小时，在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秘密报告”在国内并未严加保密，会后不久即向党内外作了传达，报告文本也发给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随之，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获得了报告文本，并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于是，“秘密报告”成为对苏联自身的改革、对国际共运和国际形势均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事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报告(点击上图观看视频）　　赫鲁晓夫的改革在政治体制领域首先是平反冤狱和加强法制。这是针对“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弊端采取的措施。由于不讲法制的政治性清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后果十分严重，涉及面十分广泛，所以从平反冤案入手顺应民心，有利于卸掉历史包袱，形成新的政治基础。这方面的工作从苏共二十大前已经展开，二十大后，对30年代以来的政治性案件作了全面的重新审查，大部分冤案得到平反，同时释放了90%以上尚在押的政治犯，西伯利亚2/3的劳改营被取消。为了从制度上防止随意制造冤案，撤销了原内务部直属“特别会议”（该机构成立于1934年，集中行使公安、检察、法院职权，包揽从逮捕至处决的全套司法程序）和审理所谓“国事案件”的“特别程序” ，缩小了保安机关的权力，并对保安机关进行了调整改组，国家安全事务由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内务部只负责社会治安。这样，过去那种保安机关自成体系、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只听命于个人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在此基础上，还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条例、法规，恢复和加强司法制度，使社会控制进入有序的轨道。与加强法制相联系，赫鲁晓夫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恢复了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定期召开的正常制度，地方苏维埃的权限也有所扩大。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中央最高层除外）的任期和定期更新也作了规定。总之，赫鲁晓夫在政治体制领域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是纠正一些“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弊端，使集权体制恢复到比较正常的运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民主气氛有所增强，政治环境趋于宽松。　　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重点放在农业方面。鉴于以往国家对农民的强制征粮机制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苏联农业的长期不振，赫鲁晓夫在减轻农民负担、振兴农业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措施。首先，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达到2.3倍；第二步更大的动作是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制（此两项占原农产品征购额的84%），实行统一的农产品采购制度，与此相应，1958年取消了国家拖拉机站，把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此外，还放宽了对个人经营副业的限制，扩大了集体农庄的生产自主权。调整农业政策的同时，赫鲁晓夫还大力提倡垦荒运动，在中亚、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垦荒，大片新垦区成为向国家提供谷物和经济作物的基地。在上述措施的刺激下，50年代中后期，苏联农业一度出现上升态势，1958年与1953年比较，谷物产量增长91%，肉类产量增长62%。但是，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没有深入持续下去，在农业形势有所好转后，国家又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农业发展指标，要求在短时期内农业产量赶超美国，于是高征购政策再度推行，农民的负担又趋加重。赫鲁晓夫还不顾国情，盲目地要求将牧草地改种玉米，造成饲料粮的短缺。新垦区因不注意生态保护而导致土壤的沙化，收成递减。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抵消了农业改革的正面效应，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农业又陷入了困难境地。　　工业管理体制方面，赫鲁晓夫也作过改革的尝试。其中最大的动作是将原来由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改为由经济行政区管理。根据1957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决定，撤销了25个中央级部委，设置105个经济行政区，由这些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属下的专业管理局对工业企业实施管理。显然，这种改革并没有改变企业的地位，而只是变换了企业的上级领导部门，所以它没有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只是在“条”与“块”之间进行了权力的调整。其结果，在削弱中央官僚主义的同时助长了地方的官僚主义，并由此引起国民经济运行的混乱。为了对这种改革的负效应进行补救，重新设立了中央一级的专业管理委员会，经济行政区也作了合并，调整为47个。这些措施实际上又使工业管理体制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从总体上看，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是浅层次的，形式的变化远大于内容，它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 的基本框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改革理论，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措施的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赫鲁晓夫的个人意志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随着他本人政策举措的失误、权力集中程度的提高，苏联体制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再度凸现，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又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这次大会一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性的再批判，决定把斯大林遗体移出列宁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并将斯大林格勒改称伏尔加格勒；另一方面却接过斯大林晚年的口号，在通过的新党纲中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模仿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做法，制造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这样，赫鲁晓夫在“清算”斯大林的表象下实际一定程度上重蹈了斯大林晚年的覆辙，使自己的政策方针偏离了改革的目标，引起了党内外的普遍不满，从而为自己的下台准备了条件。1962年，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两项轻率的举动，一是将州一级地方党委按工农业分设两个委员会，由此引起地方权力机制的混乱和地方干部的不满；二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冒险举动和妥协退让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威望。1963年因旱灾引发的粮荒最后宣告了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失败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落空。于是，赫鲁晓夫的主席团同事们决定剥夺他的权力。1964年10月12日，正当赫鲁晓夫在黑海边休假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与会者商定逼赫鲁晓夫下台。次日，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接受主席团的“判决”，眼看大势已去，赫鲁晓夫被迫表示“自愿退休”。10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正式解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同时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次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柯西金接任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阶段。作为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第一步，这个阶段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同时，这个阶段及赫鲁晓夫本人所表现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改革的客观趋势虽然已经出现，但是改革的主客观条件都很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进程必然表现出曲折和进退反复的特征。3、试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和性质。4、简述1956－1957年波兰哥穆尔卡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事件发生后，波兰党和政府作了慎重处理，满足了工人的部分要求，平息了群众的情绪，并借此机会调整政策，推出改革方针。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检讨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通过了《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就政策调整作出一系列决定。为了加强改革派的力量，波党政治局还决定在10月召开八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层，推举哥穆尔卡出任党的第一书记，同时将罗科索夫斯基排除出政治局。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苏联的不安，为了防止波兰脱离苏联阵营，在10月19日波党八中全会开幕当天，赫鲁晓夫亲自率领高级代表团来到华沙，企图干预波党的决策，同时将驻波苏军调往华沙郊区，对波兰施加压力。波兰领导人坚决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干预，波兰军队和人民群众也动员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只好让步，同意以波兰保证维持波苏同盟关系为条件将苏军撤回基地，并不再干预波党的人事变动。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后，波党八中全会继续进行，按原计划改选了政治局，哥穆尔卡正式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哥穆尔卡执政后，针对当时经济、政治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采取了调整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他还顺应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兴起，提出走“波兰道路”的口号，准备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哥穆尔卡的改革还没有真正迈开步伐，就在内外阻力下停滞不前。1958年以后，波兰的发展路线又回到了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轨道上，随之，经济形势逐渐趋于恶化，因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粮食和消费品供应日益紧张，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国家的财政赤字则不断上升。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波兰政府只好通过提高物价谋求摆脱困境，但是，工资的冻结和物价的上涨明显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直至超出了群众的忍受度，又一次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5、简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经济改革停止不前的原因。勃列日涅夫时期　　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以纠正赫鲁晓夫的政策失误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但同时又表示坚持二十大的基本政治路线，不改变方向。　　勃列日涅夫政权在调整政策、稳定形势的同时，还曾延续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已经展开的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的讨论，在收回地方权力、复归中央部门管理体系后，对部分企业实行“扩权”试点，这一由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管理体制改革被称作“新经济体制”。　　所谓新体制，以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提出的用“利润”作为核心指标考核企业的政策建议为指导思想，试图在坚持中央计划经济框架的前提下，适度改变对企业管得过死的状况，通过以“利润” 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制度，使企业在产品的供、销和人员编制等方面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并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减少亏损。为了调动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还允许企业用利润留成设置奖励基金，强化经济刺激机制。新体制的试点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1965年9月中央全会根据柯西金的报告通过推行新体制的决议，此后，新体制被逐步推广到大部分工业企业和一部分商业企业。　　“新经济体制”的推行在计划经济中引入了一些市场调节的因素，这种改革比原来在“条条”与“块块”中兜圈子显然进了一步，它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经济运行的基础——企业的活力问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计划管理层次上。所以，在推行新体制的一段时间内，苏联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60年代后半期的劳动生产率比60年代前半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在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持平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但是，如同赫鲁晓夫时期的体制改革中途而止，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框，由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层总体上思想观念趋向于保守，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后即停止了改革。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后，主张继续深化改革的观点被扣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受批判，拒斥市场范畴的传统经济理论重又主导了经济政策，于是，一度有所松动的经济体制再次趋于僵化。　　勃列日涅夫政权的保守倾向更突出地表现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　　干部队伍从稳定走向老化。由于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干部定期更新制度，勃列日涅夫时期各级领导班子的更新幅度很小，越到高层越是如此，形成一种超稳定结构。苏共二十三大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大大高于二十二大的49.6%，到二十五大，连选连任者比例更上升到83.4%，除掉去世者，实际达到90%，而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然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当时14名政治局委员中，60岁以上者占92.9%，其中70岁以上的占57.1%，平均年龄比1964年时提高了近10岁。　　国家机关日益膨胀。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强化中央权力，官僚体制发展到空前规模。据1982年统计，中央部级单位和部长会议直属机构多达110个，中央级机关人员高达2100万。在各级管理部门中，正副首长占总人数的31%，有些部门首长与下属的比例达到1:1，通常，每个部的副部长设置10人以上，如黑色冶金部，设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计19人。　　决策权力再度向个人集中。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针对赫鲁晓夫后期的个人专断，曾采取了“三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方式（党、政、苏维埃的最高领导职务由三人分别担任），但随着勃列日涅夫地位的稳固，个人专权的体制病又一次发作，进入70年代后，勃列日涅夫逐步把“三驾马车” 改为一人掌舵，1976年他首先把原由国家元首兼任的国防会议主席一职归于自己名下，1977年又取代波德戈尔内，自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0年，柯西金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听命于勃列日涅夫的吉洪诺夫接任，这样，党、政、军大权和国家元首的名份全都集中于勃列日涅夫之手。与此同时，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活动也不断升温，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被夸大宣扬，还被授予各种荣誉勋章和最高军衔，报刊舆论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由于勃列日涅夫代表的保守势力占据了苏联政治的主导地位，改革倾向受到压制，理论和意识形态也出现朝斯大林时期复归的趋势。一方面，斯大林的思想理论遗产在相当程度上重新被肯定，批判斯大林的著作遭到禁止；另一方面，主张改革的思潮成为批判对象，苏共二十四大后，连“改革”这个词汇也不再出现于正面宣传中，舆论宣传口径被规定在“完善”既有体制模式的主题上。正是在这种保守意识的指导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为现实体制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辩护的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1967年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勃列日涅夫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观点。此后，苏联理论界从各个层面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大量的宣传论证，1977年，这个理论观点被载入修改后的苏联宪法，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理论标志。　　以“完善”既有体制为宗旨的理论和政策使一度受到改革冲击的“斯大林模式”得到修补和延续，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停滞，并在勃列日涅夫晚年再度出现了类似斯大林晚年的由体制僵化而走向危机的状态。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1982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仅为60年代下半期平均增长率的44%，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也由8.4%下降到2.8%，农业则维持着1%左右的低增长，投资效益下降了近一半。因受旧体制的束缚，苏联的发展战略始终难以转到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化轨道，经济结构调整步履缓慢，传统的粗放式发展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既压抑了人民的消费水平，又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崛起，这样，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又一次失去了利用技术革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机遇，而且在新技术领域拉大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如此，自我陶醉于“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勃列日涅夫对危机征兆并没有引起重视，而是沿着旧体制的轨道，通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彰扬国威，追求“超级大国”的地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其结果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苏联的军事力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它的经济结构因军事工业一家独大而进一步畸形，沉重的军事负担与日趋虚弱的经济基础越来越不相匹配，综合国力逐渐衰退，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作为客观的历史使命又被提了出来，而被压制的改革潜流已经在寻求突破的时机。　　1982年11月10日，执政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因病逝世，苏联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6、简述1968年匈牙利新体制改革。 7、简述东、西德的统一。1989年，民主德国在外部冲击下也发生政局剧变。10月中旬，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在如何对待群众示威及是否实行政治民主等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拒绝改革的总书记昂纳克处境孤立，10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解除了昂纳克的职务，主张改革的克伦茨当选总书记。11月9日，民德当局宣布开放两德间全部边境出口站，试图缓和因大批居民要求前往联邦德国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但是，打开“柏林墙”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移民潮，两天内就有400多万人次从民德涌向联邦德国。不断恶化的局势迫使统一社会党放弃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权，寻求与反对派政治势力的妥协和联合执政。12月3日，克伦茨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因无法控制局势而集体辞职。12月7日，统一社会党等13个党派组织举行圆桌会议，就多党自由选举和修改宪法等问题达成协议。12月16日，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以此表明同过去的路线决裂。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首次多党议会选举，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40.91%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仅获得16.33%的选票，失去了组阁权。4月12日，组成基民盟领导人德梅齐埃为总理的新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沦为在野党。基民盟执政后，完全改变了民德的社会制度，并在联邦德国的强烈影响和干预下，朝着加入联邦德国、实现两德统一的方向发展。第五章：1、分析二战后印度民族运动的特点和印巴分立的原因。2、简要说明克什米尔问题的由来。3、比较80年代东盟与印度的经济。 4、分析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5、分析第三世界兴起的历史意义。“第三世界”在世界经济范畴中是对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现代化进程中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泛称，而在国际政治范畴中则是指介于美苏为首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中间地带”。由于“中间地带”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无论从哪个范畴着眼。“第三世界”所指称的对象基本上是同一类国家，即大部分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历史上曾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多数在二次大战后才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所谓“第三世界”的兴起，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对“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种集体的力量在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概括。　　“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55年举行的亚非会议。　　50年代中期，正处于民族独立浪潮高涨阶段，当时，亚洲和北非已经诞生了一批新独立国家，但亚非地区还有许多国家尚未取得独立，在这种形势下，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1．如何在国际政治中协调相互关系，通过合作谋求发展并巩固独立；2．如何在世界性和地区性事务中发挥新兴国家的作用，在大国主导的两极格局中表达中小国家的要求、维护中小国家的利益；3．如何继续推进民族解放运动，壮大“第三世界”的力量。亚非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筹备召开的。　　1954年底，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谈后发表公报，决定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向中国等25个亚非国家发出邀请。会议预定的宗旨是：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讨论有关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问题；讨论世界和平及亚非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亚非国家普遍欢迎和支持，被邀请国除中非联邦外都同意参加会议。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开幕，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和其他与会国的共同努力下，4月24日，会议按照预定目标一致通过了最后公报，即“万隆宣言” ，宣言中提出以十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基础：（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和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以上十项原则所贯穿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合作的精神被称作“万隆精神”，“万隆精神”是亚非会议为人类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言　　亚非会议的成功举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它是亚非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标志着亚非新兴国家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对国际事务产生了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亚非会议被看作“第三世界”兴起的里程碑。6、简述参加不结盟运动的条件。亚非会议倡导的“万隆精神”是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反殖反霸斗争的思想武器和强大动力。“万隆精神”对两极化的集团政治格局是有力的冲击，作为多极化趋势重要内容的不结盟运动亦由此萌芽。亚非会议还推动了战后民族独立运动进程，在“万隆精神”鼓舞下，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起了又一波民族独立浪潮，殖民体系最终走向瓦解。　　亚非会议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美苏两极争夺“中间地带”活动的加剧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激发了日益强烈的非集团化倾向。一些原亚非会议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遂酝酿发起“不结盟运动”。积极倡导不结盟的还有最早走出苏联阵营的南斯拉夫。1956年7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会晤，并发表《布里俄尼声明》，呼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集团政策，走不结盟的道路，维护独立主权和世界和平。这一主张得到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加纳总理恩克鲁玛的响应和支持。于是，这些领导人开始筹划组织不结盟运动会议。1961年6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筹备会议，确定了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五项条件：（1）奉行和平共处和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2）支持民族解放运动；（3）不加入以大国对抗为背景的军事集团；（4）不缔结以大国对抗为背景的双边军事同盟；（5）不在本国领土上为大国提供军事基地。显然，不结盟运动的目标与“万隆精神” 是吻合的，它试图在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性力量之间形成第三种非集团性的国际政治力量，以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并通过集体的努力制衡两极，在两极格局中谋求最大的战略利益。1961年9月，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25个国家参加会议，此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正式形成。作为非集团性的国际运动，不结盟运动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定期召开的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从1970年起每3年召开一次），每届会议的东道国担任会议主席，同时也是本届运动的主席，任期至下届会议。为了在会议之间协调立场，1973年起设立由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组成的协调机构。与这种活动方式相一致，不结盟运动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每届会议通过的《宣言》、《声明》等文件所表达的共同立场上。　　从1961年到1998年，不结盟运动共举行了12届首脑会议，第二至第十二届会议的地点分别是：开罗（埃及，1964）、卢萨卡（赞比亚，1970）、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1973）、科伦坡（斯里兰卡，1976）、哈瓦那（古巴，1979）、新德里（印度，1983）、哈拉雷（津巴布韦，1986）、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1989）、雅加达（印尼，1992）、卡塔赫纳（哥伦比亚，1995）、德班（南非，1998）。在37年的进程中，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不断增加，从首届会议的25国发展到第十二届会议的113国。不结盟运动所倡导的国际政治理念在世界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它的存在和发展抑制了集团政治，缓冲了两极对抗，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在不结盟运动旗帜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国际事务中日趋活跃的重要力量。不结盟运动的壮大与两个阵营的分化作为同一个历史过程一起改变了战后初期形成的世界格局。　　不结盟运动还致力于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南南合作），并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运动的成员国大多也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他们在历次贸发会议上提出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推动与发达国家的对话（南北对话），改革国际经济体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7、分析二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特点。1950—1959年，民族独立浪潮从亚洲向北非延伸。 此期间获得独立的国家有：利比亚（1951年）、柬埔寨（1953年）、苏丹（1956年）、摩洛哥（1956年）、突尼斯（1956年）、马来西亚（1957年）等。　　50年代末开始，民族独立浪潮进一步从中东地区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蔓延。被称为“沉默地带”的黑非洲开始觉醒，并拉开了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序幕。1957年，加纳赢得独立，从而宣告了第一个非洲黑人独立国家的诞生。接着，几内亚也于1958年获得独立。1958年4月15日—22日第一次非洲国家会议召开，这是非洲人民联合反殖反帝的新起点。　　（三）1960—1975年，以非洲民族独立浪潮为中心，亚非拉地区基本完成“非殖民化”。　　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非洲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战场，由于非洲大陆摆脱了殖民统治，殖民体系的瓦解终成定局。　　1960年被国际上称为“非洲年” 。因为在这一年中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它们是：喀麦隆、多哥、马达加斯加、刚果（利）、刚果（布）、索马里、贝宁、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加蓬、马里、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此后陆续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还有：塞拉利昂（1961年）、坦噶尼喀（1961年）、布隆迪（1962年）、卢旺达（1962年）、阿尔及利亚（1962年）、乌干达（1962年）、桑给巴尔（1963年）、肯尼亚（1963年）、马拉维（1964年）、赞比亚（1964年）、冈比亚（1965年）、博茨瓦纳（1966年）、莱索托（1966年）、毛里求斯（1968年）、斯威士兰（1968年）、赤道几内亚（1968年）、几内亚比绍（1974年）、莫桑比克（1975年）、佛得角（1975年）、科摩罗（1975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75年）、安哥拉（1975年）等。　　非洲的新兴国家重视各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在第一、二、三届全非人民大会的基础上，1963年5月22日—26日31个非洲独立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及代表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章程》，成立了地区性的国际组织（简称“非统组织”），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商讨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防务等方面的互助与合作。会议决定将非统宪章的签字日，即5月25日定为“非洲解放日”。非统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非洲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第六章：1、简述从欧共体成立到70年代初，西欧一体化的主要进展。2、分析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瓦解对世界金融的影响。 0～70年代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美国，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下降，如：1948年，美国占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的54.6%，到1970年下降为37.8%；同一时期，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也由49.6%下降到15.5%。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最突出地表现在美元霸权地位的动摇，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曾使美国控制了国际金融的命脉，并使美元成为黄金的代表，国际流通领域一度是美元的天下。然而。到60年代，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力量的增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日益壮大的竞争对手，贸易盈余不断减少（1971年起出现贸易逆差），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加上同一时期因推行长期赤字财政政策而导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美元的对外信用开始动摇，由此引发了美元危机，各国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外流，一时国库空虚。连续发生的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直接挂钩，停止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这一措施实际上宣告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瓦解，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所取代，美元的霸权地位大为削弱。3、简述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日本法西斯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给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自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现代化进程受到挫折，现代化的物质成果损失惨重。　　经过10年的经济重建和复兴，在实行产业合理化、美国扶植和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1955年日本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在各项重要经济指标中，工矿业生产指数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已在1951年超过战前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55年超过战前水平。　　尽管如此，日本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1955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960美元，为日本的9．3倍，即使同为战败国的联邦德国也是日本的2．8倍。在产业结构上，日本也落后于欧美国家，第一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比重偏高。面对这样一种状况，1955年日本政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一方面指出“现在已经不是战后”，“通过恢复取得的增长已经结束”，另一方面确定“今后的增长将由现代化支撑”的目标。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6—1972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关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见教材第108—110页）日本新干线　　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发生了巨大变化，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完成了自明治维新开始的在世界体系中从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的转变。　　日本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19亿美元，超过了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1970年，日本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均为6％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折。1960年第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纯生产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5％、36％和49％，1970年分别为8％、39％和54％。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就业人口转移。城市人口激增，1970年占全国总人口的72％。　　国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一般职工家庭实际收入1965年每户平均6．5万日元，1975年增加到23．6万日元。恩格尔系数从1955年的44．5％下降到1975年的30．6％。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推动了“消费革命”，耐用消费品普及率提高，形成了“大众消费社会”。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缩小，农民的收入与工人相当。　　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日本如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伴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出现了都市化造成的城市拥挤、交通事故频发等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尤为严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产业核心是石油、钢铁、化工等部门，而且这些企业多集中在人口稠密地区，造成对大气和水质的严重污染。日本政府于1967年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多方采取措施，到80年代，公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才有所缓解。　　另外，在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片面注重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使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滞后，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4、简析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其利弊得失。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日本经济能够取得高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些原因是与其他发达国家共同的。例如，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又如，在能源方面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上的廉价石油。日本作为追赶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是西欧北美之外唯一完成了工业现代化的国家，能够取得成功又有其独特的原因。即使有些原因与欧美国家相同，也有自己的特点。从这一观点出发，以下几个方面可看作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首先，战后初期的民主改革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但也遗留下了寄生地主制、专制主义天皇制等大量封建因素，这些因素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需要清除。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现代化国家正处于向现代化高级阶段转型的时期，需要对已有的体制进行调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调节各种社会矛盾。 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国占领下进行的民主改革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修改宪法，确立民主体制，推进政治民主化；进行农地改革，清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散财阀，限制过度垄断；进行劳动改革，一定程度上承认工人拥有的民主权利，调整劳资矛盾，等等。这些改革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完成了明治维新未完成的任务，彻底清除了封建因素，另一方面使日本向当代资本主义转变，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经过改革，日本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和象征性天皇制。在这个基础上，1955年保守政党组成自由民主党并长期执政，保证了历届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财阀解散后，50年代初开始重组。新组成的财团消除了财阀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家族性，形成了被称为“法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的新形式。所谓“法人资本主义”，指的是企业集团的股票不是由私人资本家持有，而是企业集团之间相互持有。持有股票的企业集团与私人资本家相比，更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不是红利。“法人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使企业集团经济势力更强，而且更注重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设立了公平交易委员会，负责审查企业的合并，防止过度垄断，保障了大批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维持竞争的环境。1955年以后，除安保斗争外，工人运动一般不采取罢工等激烈的斗争方式，而是利用法律规定的工人的民主权利，由工会代表，与资方进行提高工资的谈判，使企业内部保持着和平的状态，避免了经济的动荡和损失。　　国家对经济的大力干预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战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日本的国家干预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日本作为赶超型的现代化国家，从明治维新起国家就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着干预经济的传统，因此战后国家干预的力度比欧美国家强，以至有人评论说是“日本政府诱导经济发展”。第二，国家干预的侧重点与欧美国家不同。日本政府没有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开支采购，也没有法国那样多的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制定宏观经济计划。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政府先后制定了6个经济计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些计划虽然不具有指令性，但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预测，从整体上对国民经济作出了规划，成为企业制定自身计划时的重要参考，也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根据经济计划设定的目标，制定和实施通商产业政策，加强对外贸易，大力扶植基础产业、新兴产业和出口产业，促进对港口、道路等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五六十年代，日本推行贸易立国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通商产业政策有些是通过政府制定的法规来实施的，因而具有强制性，有些是通过对企业的行政指导实施的，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企业一般都愿意接受政府的指导。制定适当的金融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保证经济计划和通商产业政策的落实。政府通过减免税、提供补助金、优惠贷款等措施，扶植和诱导国民经济所需产业的发展。 　　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带有追赶型现代化的特点，但又不是根据政府主观的判断行事。政府在制定计划和政策时，十分注意和经济界的协商和协调，形成所谓的“官民合作关系”，既能了解到经济界的意见和建议，避免计划和政策脱离实际，也能够把政府的意图传递到经济界。　　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体系，建立外向型经济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岛国，要取得经济的发展，必须不断扩大海外市场。政府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产业政策由以国内为中心转向以国际通商为中心。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日本在外交上始终以日美关系为轴心，加入西方国家阵营，同时在1956年和前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通过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对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偿，缓和了东南亚国家的不满情绪，也加深了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即使在当时冷战背景下，日本没有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保持着民间的贸易往来。 　　早在1952年，日本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1955年又加入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1963年，日本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11条所适用的国家，即不能以国际收支方面的理由限制进口的国家，由此日本进口自由率达90％以上。1964年，日本又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所适用的国家，即一般禁止以国际收支方面的理由实行外汇限制的国家，并加入了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可以说，至此日本建立起了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的开放经济体制。1967年，日本又开始实行资本自由化，到1973年自由化的程度基本达到了10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市场上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低廉，工业品价格高昂，对发达国家十分有利。正是因为建立起开放的经济体制，日本才能够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市场。　　当然，日本的开放经济体制和自由化是逐步实现的，对外国产品和外国资本进入日本国内市场是从严格限制逐渐到放宽限制。在这期间，政府大力扶植生产出口产品等战略性产业，在这些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后再放松限制。　　大力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进先进技术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的关键之一。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工业技术比欧美国家至少落后二十年，钢铁等传统产业技术落后，家用电气几乎是一片空白。日本从五十年代起大量引进技术，采取的方法是循序渐进，首先从传统产业部门开始，逐渐扩大到新兴产业部门，首先从引进设备开始，逐渐转向购买专利。在引进技术后，日本十分注重消化吸收和改造提高，最后制造出超过外国产品的本国产品。火力发电成套设备的“一号机组进口，二号机组国产”的作法，是日本技术引进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在引进技术方面开支巨大，据统计，1965—1973年日本购买专利的支出数额居世界各国之最。通过引进技术，日本避免在单独研究开发上耗费财力和时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掌握和运用先进技术，带动经济的发展，赶超先进国家。 　　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不可能完全模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集团意识，战后人们普遍怀有尽快使日本摆脱战败落后状态、赶上先进国家的强烈愿望。为此人们努力奋斗，把民族振兴放在第一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人的工作时间多于欧美国家，工资水平大大低于欧美国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企业经营方面形成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系列工资制”等日本式经营，体现了家族的“温情主义”，有效地调动了职工视企业如一家的积极性，为企业拼命工作。日本在历史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视教育是其表现之一。战后，日本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在高速发展时期，高中升学率达到90％，大学升学率达到32％。教育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培养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也有人把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　　上述这些因素是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追赶欧美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应该看到，有些因素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在追赶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同时也存在着缺陷。例如，政府的过度保护使得企业界和金融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没有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得到解决；在大力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对基础科学投入不够，等等。这些问题必将影响到可持续发展。5、简述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经过。第二次柏林危机　　1958年3月，联邦德国议会通过用核武器装备军队的决议，此举引起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强烈反应。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西方的挑衅行为在柏林问题上做文章，迫使美国接受苏联的要价，形成美苏协商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局面，以此显示美苏的“平等地位”和实现其“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目标。当年10月27日，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发表声明，指责西方国家违反波茨坦协定，因此已无权继续留在柏林，柏林将实现统一，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演说，表示支持乌布利希的立场，提出结束柏林的占领制度，美、英、法应撤出西柏林，苏联也将把东柏林的管制权移交给民主德国政府。11月27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西方三国，要求在6个月内撤走西柏林的驻军，使西柏林成为联合国监督下的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如果届时西方国家不走，苏联将单独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并把进出西柏林的通道交给民主德国管理。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扬言，对西柏林这颗西方国家留在民主德国土地上的“毒瘤”，须进行“外科手术” 予以割除，必要时苏联将动用核武器和洲际导弹保卫民主德国。苏联的威胁性言论和限期撤军的通牒一时在柏林问题上造成了紧张气氛，危机由此而起。　　面对苏联的压力，西方国家在协调了立场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一方面以强硬姿态表示决不离开西柏林，甚至不惜为此一战；另一方面又表示可就柏林问题举行四大国（美英法苏）外交部长会议进行讨论。苏联在柏林问题上做文章的目的本来就是迫使美国与自己谈判，既然西方在谈判问题上松了口，也就顺水推舟。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利用到美国“休假”之机向美国传递信息，表示“6个月期限”不是最后通牒，重要的是美苏间开始谈判。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到莫斯科访问时，赫鲁晓夫对他也作了同样的表态。当然，赫鲁晓夫希望举行美苏首脑会谈，在达不到这一目标的情况下，苏联也接受了外长会议的方案。5月11日，四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开幕，柏林危机缓和下来。6、从经济角度分析美国霸权衰弱的表现及其原因。美国、西欧和日本作为资本主义的发达区域在雅尔塔体制和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通过战后初期缔结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同盟条约形成了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在这个集团体系中，美国凭借综合国力上一度享有的绝对优势凌驾与西欧和日本之上，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霸主。但是，这种美国支配型的体系结构在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欧、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50～70年代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美国，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下降，如：1948年，美国占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的54.6%，到1970年下降为37.8%；同一时期，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也由49.6%下降到15.5%。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最突出地表现在美元霸权地位的动摇，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曾使美国控制了国际金融的命脉，并使美元成为黄金的代表，国际流通领域一度是美元的天下。然而。到60年代，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力量的增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日益壮大的竞争对手，贸易盈余不断减少（1971年起出现贸易逆差），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加上同一时期因推行长期赤字财政政策而导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美元的对外信用开始动摇，由此引发了美元危机，各国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外流，一时国库空虚。连续发生的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直接挂钩，停止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这一措施实际上宣告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瓦解，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所取代，美元的霸权地位大为削弱。 　　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使美、欧、日的实力对比趋向均衡，由此而推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结构的调整，美、欧、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为：西欧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强烈地显示自己的独立意志，而美国在处理对欧、对日关系时也不得不从原来的“命令型”、“支配型”转向“伙伴型”、“合作型”。虽然美国还保持着绝对的军事优势和相对的经济优势，它的领导地位还没有动摇，但已不可能再象战后初期那样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了。7、分析西欧一体化的影响。后欧洲一体化成功地发生和发展是与渊源流长的欧洲统一思想的影响及冷战所产生的国际政治形势的推动所分不开，但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逐步坚实地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动力还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促使战后欧洲联合的诸种合力中的最为主要的一股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工业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迅速发展，贸易、金融等经济领域日益国际化，跨国公司异军突起活跃在全球各个经济领域。所有的这一切经济变化促使经济活动突破国界的限制，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重新调整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西欧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在迅速恢复经济的同时加强了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因为“马歇尔计划”在主客观上都具有通过经济援助使西欧国家联合起来的作用。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生产、贸易、金融、投资的日益国际化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打下了基础，而欧洲各国在长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形成的传统经济联系，以及各国地理位置相比邻，市场制度的相统一，经济结构相类似，生活水平相接近都使一体化具有巨大的潜能。　　西欧各国的生产国际化在50和60年代发展相当迅速。大陆欧洲各国的企业在50年代初平均每年到国外设立新的制造业子公司的数量为40家左右，至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则增加到76-77家。这些新设的国外子公司有很大一部分就设在欧洲。这一切大大地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地冲破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的界限，使产品及各生产要素更具国际性质，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就需要某种超国家机构来调节经济的发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跨国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从欧洲煤钢联营发展起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是顺应了战后欧洲经济发展的潮流，运用超国家的管理机构促进并管理成员国的产品及生产要素在共同体内合理自由流动，从而加强地区性的专业分工，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迅速发展生产技术，提高经济福利。 　　50和60年代是欧洲共同体产生和发展阶段。作为欧洲一体化主流的欧共体在其成立之初的十多年时间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用。共同体内关税障碍的去除，成员国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等一系列一体化的举措，不仅大大刺激了整个欧共体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加快了成员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由于欧共体具有如此巨大的优势，欧洲联合的大势自然由欧共体来主导。因此，欧共体为越来越多的西欧国家所接受。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英国、丹麦、爱尔兰、挪威在60年代初提出申请，要求加入欧共体。英国对欧洲共同体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在战后初期，英国推行由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政策。丘吉尔将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传统关系，以及英国与大陆欧洲的关系比作世界政治中的三个环，英国处于这三个环的中心，强调英国应把握住这一有利的地位来维持自己的世界大国地位。正是出于这种外交政策，英国在欧洲六国酝酿成立欧共体之初，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多次拒绝六国的邀请。在欧共体成立之后，英国为了保持自己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牵头组成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但是实践证明欧自联不是欧共体的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由于英国与欧共体的经贸往来要超过与欧自联国家的经贸往来，加之身处欧共体之外英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小，因此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英国于1961年8月正式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但是因为英国与欧共体，其中特别是与由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矛盾，所以法国先后两次否决英国的申请，直至1969年9月蓬皮杜接任戴高乐辞去的总统职位之后，英国才再度与欧共体谈判加入该组织的事宜。1971年6月，英国与欧共体终于达成协议。1972年1月22日，欧共体六国与英国，以及爱尔兰、丹麦、挪威在布鲁塞尔签署了加入欧共体的协定。1973年1月1日英、丹、爱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实现了欧共体历史上第一次的扩大。紧接着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以欧共体为主体的欧洲一体化形成不断扩大的潮流。8、70年代，苏联如何形成全球战略性攻势？越南战争与70年代美苏争霸态势的变化从60年代末开始，美国与苏联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发展周期在经历了2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后进入一个调整性的低谷阶段，经济繁荣期的一些刺激因素所积聚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化，最后在中东战争促发的石油危机的诱导下酿成了全局性的“滞胀” 型（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首当其冲，受危机影响程度较深，加之短期内难以找到治理这种新型危机的有效对策，所以，70年代的美国经济呈现疲软态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衰落。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也削弱了美国支配世界的战略地位。　　第二，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集中力量发展战略核武器，全面增强其军事实力，取得明显成效，因此大大缩小了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实力差距，其中某些领域还超过了美国。从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对比看，1962年美国占有多一倍的优势，1969年双方已成平手，到1978年，苏联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导弹数都超过了美国，再加上常规武器方面苏联原本就拥有的数量优势，美苏军事实力对比的天平已向苏联一端倾斜。　　第三，从60年代中期起，美国越来越深地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这个沉重的包袱束缚了美国与苏联在全球争霸的手脚，成为导致双方争霸态势逆转的直接因素。　　这场战争对美国的打击是沉重的，美国的战争行动在给越南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使自己付出了巨大代价。代价之一就是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与苏联争霸中的战略地位。1969年1月上台的尼克松政府面对越战失利的形势，只好从现实出发，着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新亚洲政策”演说，首次提出，在亚洲盟国的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卫问题上美国将不再包办，“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咨文《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从全球战略角度系统阐述了经过调整的美国对外政策纲领，这就是所谓“尼克松主义”。这一新战略强调“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三原则，以现实主义的立场重新界定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的干预能力和限度，并突出了外交在实现国家利益目标中的作用。与冷战初期的“杜鲁门主义”比较，尼克松主义是一种局部收缩的防御色彩较浓的战略，它承认，美国无力在世界上独自称霸，世界正在朝着以五大力量（美、苏、中、日、欧）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的新时代”发展，美国需要并可以借助第三种力量来遏制苏联，以较低的成本维持霸权。它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美国不可能全面出击，为确保战略重点必须实行局部的战略收缩，具体而言，要从亚洲收缩，集中力量加强欧洲的防御。由此出发，尼克松政府把修改对华政策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其目的在于建构美、中、苏战略大三角，以华制苏，形成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新态势。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能否发生实质性变化将决定尼克松主义的成败，而在美国退出越南战争的步骤中，中国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欲改变对华政策的信号得到中国的积极反应，当时面临苏联巨大压力的中国也正在考虑调整对外战略，建立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经过一段时间的信息沟通和间接接触，中美两国政府正式交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问中国作安排。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在中美两国敌对20多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中国，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尼克松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强调：“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公报还指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的发表不仅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而且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中美正式建交是在1979年1月1日，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态已经出现，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因此被大大推进了一步。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促进了越南战争的结束。1973年1月27日，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南越政权在巴黎签署《关于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3月2日，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举行，参加会议的除巴黎协定签字四方，还有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作为监督委员会成员的匈牙利、波兰、印尼、加拿大。会议确认了巴黎协定并加以保证。根据协定，侵越美军于3月29日全部撤出越南。越南战争就此结束。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苏联在70年代强化了战略攻势，它利用美苏争霸态势逆转的有利条件，凭借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推行扩张型的对外政策，向世界各战略要地频频出击。70年代前半期，苏联把重点放在巩固欧洲势力范围，形成对西欧的战略优势上，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通过大规模部署中程导弹谋取战区核力量优势。在稳住欧洲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发动“南下攻势”，从东南亚（海路）和西南亚（陆路）两个方向出击，向美国的霸权发起全面挑战。这期间，苏联在西亚的阿富汗、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南部非洲的安哥拉、拉丁美洲的尼加拉瓜等国先后扶植了亲苏政权，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战略据点。苏联还通过越南将印度支那三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控制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然而，苏联的扩张因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而难以持久，当1979年苏联为稳住西亚战略据点而出兵入侵阿富汗时，它的弱点开始暴露，并如同美国陷于越南战争那样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谭。以此为转折点，80年代美苏争霸态势再度出现逆转。9、简述犹太复国主义。 10、简述四次中东战争的经过。11、简述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对于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又称“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因其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发展程度较低，大多被称为发展中国家。　　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二元性。这是指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性”。经济结构中，一方面传统的农业经济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现代的工业经济也已发展起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二元经济结构会发生转变，但由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多数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仍将持续。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决定着社会结构的二元性，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社会因素的并存和互动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段。　　第二，产业结构单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几种农矿原料类初级产品的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劳动力也集中在这些产业部门。在非洲，初级产品占到某些国家出口收入和政府收入的80%。这是殖民地经济遗留的后果，摆脱殖民统治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单一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经济多样化政策，但由于基础结构的改造相当困难，短期很难奏效。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是很明显的：一方面，单一的出口商品容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导致外汇收入极不稳定；另一方面，这种结构使本国经济不能形成均衡、协调的自主发展态势，导致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受阻。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调整产业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三，市场化程度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处于从简单商品经济向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的进程之中，市场发育不全。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难以正常发展。独立后，为了实施赶超战略，有些国家又过度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然而过度的国家干预却限制了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所以，发展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第四，贫困问题严重。据世界银行1992年统计，1990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NP在7620美元以上，低收入国家在610美元以下，最穷国人均不到400美元。发展中国家有1/3人口，约10亿人（中国未列入）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按地区分布，贫困人口1/2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1/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10左右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这些地区农村的贫困现象尤为突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这就更加剧了贫困人口的增长趋势。　　第五，各国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各国的基础不同，且实施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了符合本国国情和外部环境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从而崛起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有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另一部分国家由于政策失误和外部环境不利，导致经济恶化，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有的还经常出现社会动乱和政局动荡。目前，一些贫困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国力相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群体。它们之中既有着许多共同特征，又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分类，从社会制度上看，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之分。当前比较普遍的分类方法则是按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类。按照这个标准，人们通常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类：　　（一）．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这类国家最初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4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1990年后又改为610美元以下。据1983年统计，它们所占土地面积约31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世界总面积的24%左右；人口约23.4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50%；约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1/3（包括中国和印度）；它们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东南部、南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这类国家中，又有一些为“最不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1971年制定、1981年又作了修改的标准——按1976—1978年间平均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25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比重在10%以下；全国人口中识字率在20%以下——1971年最不发达国家共有25个，1981年增到31个，其中亚洲8个，非洲21个，拉美1个，大洋州1个。最不发达国家拥有土地1300多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总面积9.9%；人口2.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1979年，31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94亿美元，约占世界总产值的0.4%。据世界银行报告，最不发达国家1992年又增加到46个，总人口约5亿，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1/5。　　（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这类国家最初是指198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4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1990年规定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610—762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约占整个发展中国家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这些国家中，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分成“下中等”和“上中等”两类国家。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1955—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达6%，1970— 1980年为5.6%。此外，这类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变化，工业比重超过农业。但是，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仍是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它们如果要实现现代化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　　（三）．高收入发展中国家　　这类国家主要是指中东地区几个石油生产国、出口国和亚洲、拉美少数新兴工业国家。90年代初，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7620美元以上，有些国家超过了一万美元。　　如果按经济结构和现代化程度进行划分，发展中国家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国　　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低收入国家和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均在此列。据1982年统计，除石油外，以农矿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为主，占其出口总额90%以上的国家有40个左右。国际市场上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下波动，将制约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二）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这类国家是从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中划分出来的一个组别。目前，以出口石油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约有20多个，除分布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国外，还有印尼、文莱、尼日利亚、加蓬、刚果、安哥拉、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7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提高、出口增加，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提高。1983年这些国家平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2370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7.5倍，中等收入国家的9倍多。然而这些国家的生产结构并不合理，单一经济和畸形发展的特点十分明显。例如沙特阿拉伯，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6%，但其中制造业只占6%。所以，从现代化的综合指标来看，依靠石油致富的国家在发展层次上明显低于经济结构转型较为全面的新兴工业国。　　（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　　主要指那些经济增长较快，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国家和地区，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省等。它们主要兴起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此期间它们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中墨西哥几乎增加了50%，巴西约85%，新加坡100%，香港300%，台湾400%，韩国600%。除上述几国外，还有一些国家，如智利、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也正向新兴工业国家发展。12、简要剖析南北对话。正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不对称关系，使南北矛盾非常尖锐、不断深化。 解决南北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改造现有的世界体系，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这方面的努力从60年代民族独立高潮兴起时即已开始，1964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倡议下，联合国召开了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会上，77个发展中国家发表联合宣言，组成“七十七国集团”，此标志着南方国家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与北方国家展开集体谈判和斗争。同年10月，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首次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经过发展中国家的努力，1974年5月1日，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年底，联大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这些文件标志着南北矛盾的存在与解决途径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理念也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这种理念的主要内容是：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打破国际商品市场的垄断，稳定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反对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共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使发展中国家享有平等参与和决策权利；消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障碍和不合理体制；保护海洋资源和各国分享海运权；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等。　　发表宣言，制定行动纲领仅仅是第一步，将文件付诸实际行动面临巨大的阻力，因为发达国家绝不愿意轻易地让步，同时，资本的利益趋动和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又总是自发地趋向于贫富两极分化，所以追求平等新秩序的理念难以成为现实。为了缓和南北矛盾，有些发达国家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欧共体国家与65个发展中国家先后签订过3个《洛美协定》，在贸易上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倾斜，并以财政援助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稳定初级产品出口。但是，这些措施只是治表，而不可能治本，诚如国际性研究机构“南方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指出：发达国家“只愿考虑在贸易安排中作出不致干扰旧体制基本构架的边际性变革”。一旦问题涉及根本，发达国家的态度就表现得十分强硬。1980年8月，第十一届特别联大曾提议举行“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次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了预备会议，但由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阻挠，在谈判程序上未达成协议，致使正式谈判流产。　　20世纪80年代，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的10年，也是南北矛盾加剧的10年。由于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进行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很多国家出现了经济的停滞和倒退。首先，国际利率的大幅上升使发展中国家爆发严重债务危机。70年代，因发达国家经济的“滞胀”而导致大量过剩资金以优惠利率流入发展中国家，1973～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债务年增24.6%，总额达5599亿美元。80年代初，发达国家为治理“滞胀” 采取紧缩通货政策，结果国际利率大幅度上升，与此相应，发展中国家的偿债率也连年上升，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有些国家的偿债率达到50%以上。由于无力还债，累计的债务总额不断增加，到1989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3000亿美元，相当于被统计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其次，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低落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收入锐减。由于发达国家实行紧缩政策，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减少了对某些初级产品的需求，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随之大幅度低落，按平均计算，80年末33种初级产品的实际价格比70年代末下降了30%，石油价格在1984～1988年间跌幅达65%。这对于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打击十分沉重。上述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国际资金流向在80年代发生了不利于南方国家的逆转，由于偿债额超过贷款额，仅此一项，1984～1988年间倒流资金即达1630亿美元。同时，因进出口贸易价格倒挂，1981～1986年间的倒流资金亦达830亿美元。这样，发达国家经济调整的相当一部分代价通过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转嫁给了处于经济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这10年中，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仅为2.8%，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80年的23.3%下降到1989年的16.15%，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则由1980年的1:15.3扩大到1989年的1:23.86。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与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趋于宽松，同时通过内部的改革和调整，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出困境，恢复增长，1990～1996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上升到3～6%。但是，这种发展仍然很不平衡，经济增长势头较强的只是局部地区和少数国家，大部分国家的发展基础仍十分虚弱，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集中的非洲和亚洲、拉美的部分地区还没有摆脱困境，这些国家要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还面临许多障碍。即使是发展态势最好的东亚和南美地区，在1995年和1997年也先后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经济严重波动。这些情况表明，世界现代化进程虽然在整体上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文明，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内涵的不平等结构，从现代化进程中获取的利益和支付的代价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也是明显不平等的，南北矛盾就是其集中体现。只要世界体系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南北矛盾也将始终作为世界的基本矛盾而长期存在。13、简述两伊战争的爆发原因。第七章： 1、概述20世纪前半期西方史学中的主要流派。2、概述苏联文学的成就。3、分析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兴起的原因。4、简述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的新特点。5、简述二次大战后亚非拉各国文学的共同主题。6、简述世界三大宗教在20世纪的状况。第八章：1、如何理解世界整体化进程与多样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2、你如何看待“文明冲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