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的历史进程及历史评析毕业论文.doc 46页

'四清运动的历史进程及历史评析毕业论文目录第一章序言………………………………………………………………………………1一、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二、学术史回顾……………………………………………………………………2三、研究方法与思路………………………………………………………………4四、创新点与难点…………………………………………………………………5第二章连江县“四清”运动的历史进程……………………………………………5一、第一阶段：从全县面上社教转入黄歧试点（1963年2月－1963年12月）………………………………………………6（一）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开展连江面上的社教……………………6（二）黄歧公社试点………………………………………………………………7二、第二阶段：从黄歧试点再转全县面上社教（1963年12月－1964年7月）…………………………………………12（一）全县部署面上社教，宣讲双“十条”…………………………………13（二）浦口、筱埕公社的试点工作………………………………………………13三、第三阶段：沿海八个公社第一批社教（1964年12月－1965年7月）…………………………………………15（一）抽调、集训工作队…………………………………………………………16（二）大兵团作战，普遍“夺权”……………………………………………17（三）宣讲“二十三条”，纠偏反“左”……………………………………19四、第四阶段：内陆六个公社第二批社教46 （1965年8月－1966年5月）………………………………………………19（一）分兵开展第二批运动……………………………………………………20（二）贯彻落实“五·一六”通知，草草收兵………………………………21第三章连江“四清”的两个典型案例……………………………………………21一、从“四类”队到“三类”队：侨区拱屿大队……………………………21（一）历史背景：海防前线的侨区……………………………………………21（二）初定“四类”队……………………………………………………………22（三）改定“三类”队……………………………………………………………23（四）评析…………………………………………………………………………25二、由“四类”队转为“一类”队：定海大队…………………………………25（一）历史背景：“抗倭前线”与“红旗大队”………………………………26（二）从“四类”队转为“一类”队的历史变奏………………………………26（三）评析………………………………………………………………………28三、制约“四清”进程的多种历史因素………………………………………29（一）人的因素…………………………………………………………………29（二）政策因素…………………………………………………………………31第四章连江“四清”运动的历史评析……………………………………………32一、连江“四清”的历史教训…………………………………………………32（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整合方式，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32（二）“反复辟斗争”的整党方式，使党内矛盾复杂化………………………37（三）“批私斗修”的理论灌输，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38二、连江“四清”的历史启示……………………………………………………39（一）“脱鞋下田”、“三共同”密切了干群关系…………………………………39（二）从发展生产、方便生活为出发点，解决了地方的燃眉之急……………39第五章结论………………………………………………………………………40后记………………………………………………………………………………42参考文献………………………………………………………………………………4346 一、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理论价值。“四清”运动是中共党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有着全国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前承经济上的“大跃进”运动，后启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然而，学界关于“四清”运动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其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较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总体而言，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围绕全国范围的“四清”运动的缘起、经过、影响、教训等等而展开，几乎没有跳出“规律史”、“经验史”的研究范畴；而新近的研究虽然也涉及中央“四清”决策的出台过程、中央领导人的合作与分歧、“四清”运动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如与“文革”的关系，等等。实质上，仍然没有跳出英雄史观和精英史观。众所周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省情地情县情社情村情各异，各地做法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因此，通过连江县“四清”运动的个案实证研究，全面描述中央决策、省委部署、工作队贯彻执行、基层群众或是避之不及、或是搭便车、或是浑水摸鱼，等等，各种不同的心态，对于恢复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多面性、偶然性的多重历史面相，对于弥补过往宏观叙事的不足，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2、现实意义。昨天执政党的决策，今天政府部门正在贯彻执行。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明了昨天为什么决策？如何决策？如何贯彻落实决策？又如何理性地走向明天呢？就此而言，今天深入研究“四清”运动，对于探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遇挫折的缘起、复杂的国内外因素、高层与地方的因素，以为殷鉴，这对于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乃至国人更理性地面对现实，批判“抓运动，促生产”的发展模式，强调依法治国，依靠制度化在改革中推动建设，在稳定和谐中发展生产力，对于改善和保障民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二、学术史回顾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接连不断的多次的政治运动，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如“三反”“五反”运动、“新三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反右倾”运动、整风整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虽然只是这些运动中的一环，但是由于它所处的历史地位比较特殊——46 前接整风整社运动，后连“文化大革命”，因此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来说，“四清”运动的研究却显得十分冷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大部分研究也都是针对全国的“四清”运动，对于地方上的“四清”运动研究则很少。1、国外研究现状。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国外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史专家就开始研究“四清”运动了。1968年，他们合作出版了《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PreludetoRevolution:Mao,theParty,andthePeasantQuestion,1962--1966》），该书对中国的社教运动进行了宏观研究。由于作者远在海外，依靠报刊媒体和一些零散的文件展开推理式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固然有可借鉴之处，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切身参与或者说体验这一运动展开的实际过程，不能不说有隔靴搔痒之嫌。2、国内研究现状。国内最早的理论著作是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该书对“四清”运动的整个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但是该书是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作指导的，“其学术价值和研究结论大打折扣”。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国内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一是出版了一批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和日记，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二是一些重要领导人的传记的有些内容也涉及到了“四清”运动，从一个侧面深化了对四清运动的研究。如，《刘少奇传》、《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等。三是公开出版了一批珍贵史料和档案。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主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各地档案馆陆续公布的相关档案等，均包含了一些关于“四清”运动的文献资料。四是出版了一些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上述研究，总体上有一个共性，就是大多数还停留在两个层面：一是史料整理、梳理；二是如前面已述及的，还停留在“规律史”、“经验史”层面，原先恢弘巨大的场面、触目惊心场景、惨绝人寰的悲剧等等历史的多面性，全部都湮灭在“规律”46 之中，使人们在读历史时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没有了切肤之痛，又哪来的前车之鉴呢？进入新世纪，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总算取得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进步。最为突出的就是个案实证研究的趋向。这些地方个案汇总在一起，以鲜活的描述、生动的形象、细节的重建、具体的历史，全面地展现了全国“四清”背景之下的地方“场景”：或激进、或稳健，或正面影响为主、或负面作用居多，或者领导人物被批判，地方的实践却很稳健，或者领导人物被褒奖，地方的百姓却遭殃。这大大深化对四清运动的研究，对本文的借鉴和启发良多。综上所述，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早期关于四清运动的“规律史”、“经验史”、资料整理等为本文的研究描绘了一个总体的轮廓，而新近研究的成果无疑让我看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态各异的“四清”地方形象，这就为本文依据档案、文献史料、口述史料描绘一个福建沿海县城的“四清”形象，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思路。三、研究方法与思路1、研究方法。第一，历史文献分析法。本文通过福建省档案馆、连江县档案馆、连江县政协等单位搜查、整理档案，对档案作辩证的、历史的分析，对“四清”展开细致的、具体的分析和重构。第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访问法、实地体验法。通过有计划地对当事人进行访问，增强对历史的切身了解，通过当事人的历史体验，尽可能真实地重建历史过程中细节、恢复历史事件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并且有计划地到当时运动的现场去体验具体的地理环境，感受具体的自然地理位置、生活习惯、地方风俗可能对运动的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2、研究思路。本文以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史料、口述史料为依据，把宏观的理论考察与微观的实证研究相结合，分四个阶段生动、具体地重现了连江“四清”46 运动的历史过程，全面展现了党的政策、各级干部的水平、群众的素质、地方风俗、地理位置，等等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为了更具体地展现全国性政治运动背景下的地方差异性，本文分析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个案。并在此基础上，对连江“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四、创新点与难点1、创新点。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就是通过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档案史料与口述史料相甄别、相佐证，生动、具体、详实地展现了连江“四清”的历史进程，对以个案实证研究来为人们理解全国“四清”提供一个走向历史、理解历史的窗口。2、难点。本文的难点在于如何收集、甄别、运用大量的档案材料，如何收集、整理、运用口述史料。这些问题在本文是一个亮点，也是一个难点。由于理论水平的欠缺，本人虽然努力再三，仍然难免史料堆集、被史料“牵着鼻子走”的不足，这有待于今后在学习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也恳请各位评委老师直言批评指正。第二章连江县“四清”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为‘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五反’。”中共中央之所以会发动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源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于造成当时国内困难形势的判断。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之1959～1962年连续三年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使党和人民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1962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有关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逆集体化”46 现象与呼声，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如今国内经济遇到了困难，在困难面前，一些同志不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走连赫鲁晓夫都不敢走的回头路，这是对公有制的动摇，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而这关系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国际上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修正风让毛泽东也心有余悸，对国内出现修正风的可能保持高度警惕。尽管中共中央高层对于这一形势的判断一度出现分歧，而且正因为这样的分歧而使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显得比较温和和复杂，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和毛泽东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过度担心，毛泽东更倾向于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紧锣密鼓地铺开。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福建省“四清”运动大致经历了“由面到点、由点到面，又由点到面的过程”福建省委社教办公社：《关于全省分批开展农村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1964年3月7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23，目录1，案卷20。，随后分期分批开展，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四清”运动不了了之。连江“四清”运动根据省委的部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县进行面上的四清，1963年8月到12月黄歧进行试点，试点结束后，1963年底至1964年初全县再次铺开面上的四清，1964年12月至次年7月开展第一批，8月分兵开展第二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第二批运动草草收兵。分四个阶段概述如下。一、第一阶段：从全县面上社教转入黄歧公社试点（1963年2月－1963年12月）（一）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开展连江面上的社教。从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福建省全省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福建省委在长乐召开常委会议（结合长乐县委三级扩干会），专门研究如何在全省城乡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提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着重宣传‘三个主义’，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坚持‘三要’，即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关心爱护集体、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反对‘三股歪风’，即资本主义风、封建迷信风、铺张浪费风。”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37页。省委书记叶飞对运动强调：“在开展群众运动时，领导上要很好地掌握，力争防止或少出偏差，并且要注意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于干部的错误，要采取严肃和慎重的态度，……对群众主要是教育，方法是和风细雨……”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37～638页。这个阶段，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正常的，“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干部的估计还是恰如其分的，所采取的方法也较妥善，并没有搞‘人海战术’，也没有搞过火的斗争。”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39页。46 196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下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对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判断，要求各省按照决定（草案）的规定，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去推行。福建省委抽调2400多名机关干部到8个县（包括22个公社）搞试点，其中渔区试点定在连江县黄歧公社。（二）黄歧公社试点。1、福建省委和社教工作队对黄岐公社的形势判断。黄岐公社地处海防前线，其凸出点距离敌占区马祖岛仅8000多米，是一个有8000多户，36000多人的大公社，共有30个生产大队，其中除了4个大队是纯农业，2个大队以农为主，其余24个大队均以渔业为主。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黄岐公社“四清”试点工作方案》，1963年8月28日，第127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1。由于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群众对干部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普遍不满，群众怨言不少，国民党当局叫嚣着要反攻大陆。因此，在福建省委和社教工作队看来黄岐公社的情况相对复杂，由此对黄歧公社的敌我矛盾做了不切实际的估计，造成了“遍地敌情”。当时的档案文件作了这样的记载：第一，“面对敌人是最重要的一点”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省委书记伍洪祥同志在黄岐公社省委试点工作队领导小组会上的指示（摘要）》1963年11月1日，第1页。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1。。由于离敌岛近，“陆上阶级敌人睁眼可以看到敌岛，张耳可以听到敌人炮声，从来没有破灭对国民党的幻想，与海上敌人一呼一应，反动气焰相当嚣张”。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县委关于黄歧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3年12月20日，第2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国民党军队经常在马祖列岛海域附近抓捕渔民，并迫使他们充当特务。同时，下海投敌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对敌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第二，渔区的特点基本上是商品性生产。生产季节与农区不同，经常要转场生产。第三，民主革命问题没有解决。1952年黄歧虽然进行了渔改，但是由于当时在紧张的备战情况下，考虑到面临敌区的特殊情况，大多数村的渔改就搞了七八天，其结果造成了：一是阶级敌人还没有受到充分打击，反封建不彻底；二是成分划分划得不清，个别队解放后还根本没有进行过渔改评定成分，加上渔区阶级成分复杂，除了主要是渔业生产以外，还有少数是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达27种之多，评定难度非常大，没有统一的标准，交叉错划的情况较为严重。四是渔业生产收入高。1961、1962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而黄歧由于搞了“敲鮕”“敲鮕”是当地渔民学习日本渔民采用声呐原理，根据黄瓜鱼头大及在近海繁殖的习性，由2艘20吨左右的大渔船为母船在35米左右深度的近海撒下流刺网，另外有几十只小舢板围在网边，用木棍敲打小舢板，将鱼赶到网里，然后收网，由两艘母船将鱼拖回去。从捕鱼方式来讲这是一个科学的办法，在困难时期这些黄瓜鱼救了很多渔民的命，但是当时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做法遭到压制，当然现在从环保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灭绝物种的方式，并不可取。，按照实事一事46 ，渔产量剧增，大量的渔产品流入自由市场卖高价，只有30%左右卖给国家，好的队一个劳力一年能分配到三四千元，出现了不少所谓的“暴发户”，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因此，工作队认为黄岐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解决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省委书记伍洪祥同志在黄岐公社省委试点工作队领导小组上的指示（摘要）》，1963年11月1日，第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1。上述的描述告诉我们，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在福建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黄岐社教工作队看来，切实有必要在黄岐公社展开一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否则黄岐公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发展的阳光大道，误入资本主义的歧途。2、试点的展开。事实上，早在试点工作正式开始之前，也就是从1962年10月起，黄歧公社就开始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刹住了“单干风”。1963年2月，福建省委长乐会议后，明确地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揭盖子、放包袱，揭发和批判各种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斗争所谓的“四类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年5月，又在26个大队127个生产队，搞了一段“四清一查”工作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黄岐公社“四清”试点工作方案》，1963年8月28日，第127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1。，还抓住海外渔民回来备汛的机会，集中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连江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问题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认为，前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工作比较粗糙，“四不清”的现象还未得到解决，部分大队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揭得不够彻底，贫渔民组织有待进一步整顿和健全。福建省委决定从1963年8月中旬开始在黄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抽调了沿海各县和省、地、县机关的干部共193人，其中县主干以上干部9人，区主干以上干部43人，会计人员30人，其他干部110人，分四个阶段进行。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黄岐公社“四清”试点第一阶段总结》，1963年9月2日，第157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46 第一阶段：工作队员和公社党委学习《前十条》，洗手洗澡洗手洗脚指的是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进行教育审查，要求将问题交待清楚，在思想上得到彻底清洗。，放包袱，历时10天左右。抽调的所有工作队员和公社党委领导进行集中学习，主要学习《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问题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有关附件等内容，时间10天，目的是要求工作队通过学习明确运动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领会党的方针、政策，解决“四清”中的工作方法、步骤问题；公社党委通过学习，领会中央十个问题决定的精神，在提高认识，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第二阶段：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解决大队主干问题，历时15天。这一阶段，主要通过启发报告，回忆对比，提高阶级觉悟，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通过公社党委领头“洗澡”，启发大队干部自觉查上当，放包袱，洗手洗澡；民主讨论处理包袱；具体安排回大队后以四清为重点的各项工作。工作队还成立了领导小组，由郭世恒任组长、陈福龙、李承旭、任副组长，成员有朱一飞、姬志立、路魁、王治国等。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黄岐公社“四清”试点工作方案》，1963年8月28日，第128-13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1。在让村主干洗手洗澡，放包袱的同时，工作队将全社30个大队分为五片，每片3—5人组成片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片的领导工作，片以下每个大队派一个工作组，具体协同支部开展运动，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黄岐公社“四清”试点工作方案》，1963年8月28日，第13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1。于1963年8月26日进入各大队开展工作：开会、出“安民布告”；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备汛、海带加工、农田除草抗旱等，帮助干部安排生产、分配和对敌斗争等工作；又通过个别串连访问，召开小型贫农座谈会等种种活动，与群众建立联系，对所在地的阶级斗争、阶级队伍组织、干部思想以及四不清的情况进行初步了解。通过建立感情、串连摸底，工作队员认为各大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干部队伍不纯，一些基层领导权被四类分子掌握了，具体表现在如任用四类分子子弟为会计或教师；一些干部本身就属四类分子；一些干部被拉拢腐蚀，四类分子在其背后操纵指挥等。二是虽然已经成立了贫下中农小组等组织，但流于形式，阶级组织没有发挥作用，对历次运动遗留的“组织成分复杂问题”没有解决。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一期）》，1963年9月6日，第2—3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工作队认为，这样的组织“让群众分不清是贫农会还是干部会”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一期）》，1963年9月6日，第3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46 三是生产备汛方面，资金和部分生产资料缺乏，海带生产欠收干旱严重，群众怨气大，干部群众灰心丧气。四是分配方面，由于渔业收入高，搞渔业的社员不愿与养海带、农业社员统一核算，要求单帐进行分配；社员普遍反映干部补贴过多、面过广、标准过高。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当初的大部分工作队员的工作作风还是很扎实的，也真心想帮助群众解决一些现实的困难，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对农村存在问题的判断还是偏“左”了，这为下一步的一些过激行为埋下了伏笔。第三阶段，全面开展“四清”，时间一个月左右。首先是召开大队扩干会。会前各队都进行了积极准备：一是进一步组织发动渔工、贫渔民阶级队伍，成立渔工、贫渔民小组或协会，选派参会代表；二是召开支委扩大会帮助支委、大队主干准备好在扩干会上放包袱、检查提纲；三是教育培养两个典型，即回忆对比的典型和干部中洗手洗澡带头放包袱的典型。工作队认为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会议开得比较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多数的干部经过教育，觉悟提高了，心情舒畅了，因而更积极地投入了运动，愿意放好包袱，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渔工、贫渔民方面，思想顾虑已经扭转，过去不敢提意见，现在敢当面提了，过去不敢公开活动，现在已公开活动，并积极地帮助干部洗澡擦背，协助支部了解提供了不少材料、情况和线索，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如苔录大队，一天都有十多个渔工、贫渔民到工作组反映情况或检举揭发材料。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四期）》，1963年9月24日，第15—16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这个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工作队是根据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认为农村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盛行、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等严重问题的假设前提下不断推进运动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村的人际关系，互相揭发，很多私人的恩怨被激发出来，运动有时也沦为私人斗争的工具了。其次是开展“四清”。为了配合扩干会议，各支部在会前都成立了“四清”班子，以渔工、贫渔民为代表，并由工作组和所谓手脚干净的干部组成，领导“四清”查账工作，人数一般7至11人，下设清帐、清财、清库等专业小组，每组3至5人，这些人员经过3至5天的训练学习后开展工作，主要是清算1961年以来的帐目及来往物资、渔货的分售情况，逐笔清算、公布、核实、落实。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八期）》，1963年9月28日，第30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46 第三是边清边退，做好退赔工作。工作队在做好退赔政策宣传的同时，要求能退的部分先退，目前退还有困难的部分，就订出退赔计划，交群众讨论。据统计，全社共退出现金208891元，占应退赔总数的60.16%，退出粮食72100斤，布票203尺，木材18.5立方米。中共连江县委：《黄岐公社“四清”工作总结》，1963年12月28日，第78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第四阶段，整顿组织、登记党员、建立制度，巩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果。第一步是整顿贫渔民组织。针对大部分大队阶级组织存在的“土改不彻底，组织面太宽，组织方法简单，教育不够”的问题，采取：一是依靠土改老贫农根子，逐户回忆，反复审查，摸清成份底子。二是采取边组织、边宣传、边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为了让群众放开顾虑，大胆“揭发”，工作组就抓住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让群众相信工作组是解决问题来的“真包公”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五期）》，1963年9月24日，第19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从而树立了威信。同时采取回忆对比的办法，不断地提高贫渔民、渔工的阶级觉悟，树立当家作主的思想。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五期）》，1963年9月24日，第19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原来贫渔民、渔工不敢与工作组接近，现在主动找工作组；从谈群众中问题，到谈干部问题；从谈私事到谈集体事；从背后谈到当面谈。从而揭发出了许多三级会议上未揭发出来的问题，一些干部也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五期）》，1963年9月24日，第20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0。第二步是登记党员。省委组织部登记党员工作会后，黄岐工作队召开了登记党员工作部署会。会议讨论认为，“全社党员598人，运动过程揭发出来有问题的有262人，占43.6%，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搞单干……等等各类问题的党员。另外是1958年以后接收的党员比较多，……由于控制不严，初步认定不具备党员条件的有90人，占15%，同时还有坏分子、蜕化分子混入党内。”黄岐公社党委、省委试点工作队：《关于召开党员登记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63年10月25日，第189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正是有了这些判断，大家都认为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必须认真执行。46 登记工作采取结合运动，分阶段进行，登记与运动工作互相促进。对准予登记党员提交公社会党委批准，暂缓登记的和不予登记的党员分别上报公社党委和县委待观察一段时间后再正式做出批复是登还是不登，对不申请登记的党员由支部除名。第三步是建章立制，巩固运动的成果。在“四清”将近结束时，针对“四清”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经过群众讨论，制订出切实可行、简单明了、便于干部群众掌握的制度，为进一步贯彻中央提出的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打下了基础。3、试点社教的历史评析。黄岐的“四清”运动前后历时四个月。从整个运动来看，有其积极的一面：当时的农村在解放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农村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干部官僚作风严重、贪污腐化、多吃多占等现象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影响了干群关系。工作队员在开展运动过程中坚持与群众“三同”，切实为群众解决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办好事实事，得到群众的认可。通过运动，纠正了基层当中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巩固了基层政权。但是，由于运动一开始就明确了必须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工作队对农村的形势做出了错误判断，致使很多干部被错误的打击，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基层干部还是好的，即使有犯错误的，也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所谓“四类”分子已经是过去式，解放十多年，这些人也已经打击改造差不多了，实际上经济状况大部分跟一般群众是一样的，有的甚至更差；在渔区，由于其特殊的生产经营方式，单干现象并不突出，其商品经济发展也是应渔区生产需要而产生的，不存在所谓“资本主义犯滥”的问题；对于农业区搞包产到户、自负盈亏，是符合农村实际，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农业发展的，这些都被错误的认为是“单干风”、“修正风”、“资本主义风”加以批判。但是与其他地方相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黄岐渔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对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伤害不大，渔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成波平：《连江县的“四清”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年第6期。可以说，这一阶段，运动的积极影响大过消极影响。二、第二阶段：从黄岐试点再转全县面上社教（1963年12月—1964年7月）。1963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继续强调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与《前十条》相比，《后十条》对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作了许多政策规定、界限，并明确规定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地区以外，都不重划阶级，一般地不需要进行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分子的工作。同时，强调要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认为社教实际上“46 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应该说这些规定对于在运动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防止扩大打击面，保证运动的正常进行是很重要的。中央文件要求两个“十条”同时下达，于是从1963年冬开始，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便点面结合、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后十条》下达后，福建省委在南平连续开了几次会议，交流农村社教试点情况和13个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的经验教训，讨论城乡社教的全面部署问题。福建省委立足战争来部署社教运动，集中力量解决沿海一线、三线战略要地和主要产粮区各县的问题，连江作为对敌前线，成为本阶段开展社教的重点地区。（一）全县部署面上社教，宣讲双“十条”。连江县于1963年月12月开始由黄岐的试点工作转向全县面上的社教运动。在全县掀起学习两个“十条”的热潮，要求全县认真领会两份文件的精神，特别是《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95%的规定（团结95%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运动应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方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对基层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在具体做法上要划清政策界限做好教育工作、经济退赔和组织处理工作，对该处分的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团结95%以上的群众，文件强调：第一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二必须团结中农，特别是正确对待上中农；第三正确对待地、富、反、坏分子问题；第四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委研究室1993年版，第782页。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许多政策界限。双“十条”的深入学习对本阶段的运动起了很强的政策引导作用，对于在运动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防止扩大打击面，保证运动的正常进行是很重要的。使得这一阶段的运动显得和风细雨，平稳推进，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也为下一步开展试点工作指明了方向。（二）浦口、筱埕公社的试点工作。1964年3月底开始，按照省委批示，在全面开展社教运动的同时，连江县选取筱埕、浦口两个公社作为社教运动的试点，县里抽调了1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别由两位县委常委带队，进入这两个公社32个农渔业大队，522个生产队和两个公社的直属单位领导社教运动。成波平：《连江县的“四清”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年第6期。第一，大抓生产，大抓海防。46 农业大队都划出四五天时间检查落实春耕生产，组织比学赶帮对手赛，打积肥、改良土壤。各大队还加强了民兵教育，组织民兵揭露海上敌人的阴谋手段，对民兵进行军事训练，通过这些工作，克服了和平麻痹，变“四不落实”为“四落实”，克服了三怕思想（怕打仗、怕站岗放哨、怕误工），树立了三打（会打、想打、敢打）的勇敢作风。如“定海大队一次390多人基层民兵的实弹演习中，只用十八分钟，就进入阵地投入战斗。5月1日大队一条机帆船出海捕鱼，遇到三条敌船抓靠，全船十八个渔民同心协力，用开倭车、开歪航向等办法，向敌人斗争一点多钟，逼使敌人只好放弃抓靠，在临逃时开炮毁船。在海军掩护下，这场战斗取得打毁敌船三艘，抓住俘虏四名，保护住集体机帆船一艘的重大胜利。”中共连江县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第一步工作的情况报告》，1964年5月13日，第65—66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3。第二，充分发动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双十条”和大揭盖子，大搞回忆对比，做好“四清”准备。由于这个阶段的工作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因此，在“四清”之前，先开了几场会议，一是召开生产队以上财务人员会议，部署“四清”准备工作，在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抓好“清工、清账、清理积帐、错帐、滥帐等”。二是开好“四清班子”和清账人员会议（这些人均由各小队民主选出），主要目的是统一思想，打消顾虑，研究工作方法，明确工作步骤。第三，清账清仓。各队按照八个步骤实施：一是制定计划，有次序开展；二是详细记录清查出来的问题，再找当事人核对，要求作出交待；三是做好“三结合”即上下结合——生产队、大队、县、上级下级的各项款物互相查对，内外结合——账内发现问题与群众反映问题相互查对，左右结合——本社范围内大队之间材料可以通过工作组互相通气提供线索互相查对；四是按规模划分算账单位，并采取掌握重点抓大头的方式；五是公开账目；六是专人专管，巡回辅导；七是对无账簿、凭证的大队分析原因追查责任；八是严肃纪律，明确“‘七不准’——不准互相包庇、不准推诿责任、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拒绝检查、不准涂改账簿单据、不准烧毁账簿凭证、不准泄露机密”连江县委社教办公室：《关于“四清”算账问题的讨论纪要》，1964年5月15日，第157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1。。按照《后十条》的要求，这个阶段这两个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6 虽然派了工作队，但基本上还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在政策上正确对待地富子女，对干部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同时规定：要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常的集市贸易活动、小量贩运活动加以区别等。所以本阶段的运动，从揭盖子，领导下楼‘洗澡’检查，直到‘四清’算账斗争，基本上是说理的、‘和风细雨’的，没有出现过大的乱子”。成波平：《连江县的“四清”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年第6期。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由于下派工作队都是本县的干部，对本地的情况比较了解，同时又有中央明确的政策界限规定，工作组基本能够贯彻实施中央的规定，没有采取过“左”的手段来抓运动，而是注意抓生产，抓海防等，这一阶段对连江农村及这两个公社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三、第三阶段：沿海八个公社第一批社教（1964年12月—1965年7月）。在浦口、筱埕两个公社的试点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1964年5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对农村的形势做出了更为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篡夺基层领导权，使集体经济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党和国家基层组织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和平演变’已经变到国家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因此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依靠基层组织”。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46～647页。不久，中央下发了几份影响重大的文件包括《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报告》（即“桃园经验”）和《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要求各地要将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分到各地委，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的社教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基本否定了前一阶段的社教运动。在全国社教运动形势急转直下，更加迅速地向“左”转情况下，1964年夏天，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五月会议精神，学习了修改后的《后十条》和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精神，会上指出桃园大队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四清”运动迅速升温，“四清”的含意也发生了变化，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会上对过去一年的社教运动作了检讨，“我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更主要的是在运动中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没有按照双十条的原则开展运动，所以运动搞得不深不透不彻底。”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47页。批判前一段工作是“46 和平土改”，思想右倾，工作队是打着灰旗进村打着白旗出来的“夹生饭”。成波平：《连江县的“四清”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年第6期。省委决定对运动做出重新部署：将全省社教工作队扩大到35000人，组成6个工作团，用“短线、精兵、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先搞“五县一市”，这其中包括了连江县。连江县地处海防前线，全县共有15个公社（一个国营农场），238个大队，2873个生产队（核算单位2489个），72396户，336517人，省地县和社办企事业单位271个，职工4495人。中共闽侯地委、福安地委：《中共闽侯地委、福安地委关于组织一支强大的工作队集中到连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方案》，1964年10月4日，第220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4。其中与马祖列岛隔海相望的公社有七个，分别是琯头、筱埕、黄岐、晓沃、坑园、马鼻、浦口，敌情社情比较复杂。省委选择连江搞试点，目的在于结合海防前线的斗争，取得沿海渔区社教运动的经验。（一）抽调、集训工作队。1964年10月，按照省委部署，福建省社会主义教育连江县工作团正式成立了，民政厅长陈云飞任总团长（实际上是伍洪祥担任总团长）。按照农村每十户左右配备一个干部的要求，以及县社直机关、企事业、厂场、中学校四清五反的需要，闽侯地委抽调了7577人（原先定的是7300人，其中包括农村积极分子2357人，这些人经过严格的审查，吸收加入工作队，如闽侯县开始物色了300人，最后审查批准的只有101人）中共闽侯地委、福安地委：《中共闽侯地委、福安地委关于组织一支强大的工作队集中到连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方案》，1964年10月4日，第220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4。进入连江敖江、琯头、浦口、马鼻、丹阳、潘渡、城关、筱埕8个公社146个大队开展社教运动。按照每个县包一个公社的原则（大的公社由两个县的工作队员来包），每个生产队分配两个以上工作队员，一般是一个脱产干部带一个新吸收的农村积极分子或学生。中共闽侯地委、福安地委：《中共闽侯地委、福安地委关于组织一支强大的工作队集中到连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方案》，1964年10月4日，第22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4。1964年10月—1964年12月，工作队集中连江进行训练。训练的内容：一是用十天时间学习文件、学习中央批示、其他地方的经验总结等；二是学习完后进行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作风的自我教育、自我革命，要求工作队员人人检查，个个过关，先把自己“四不清”问题搞清楚了，然后才能取得“四清”队员的资格，做到“清人者自清”。在这个过程，许多工作队员被淘汰清退回去。“46 不管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思想震动都很大，斗争相当激烈，出现‘四少一多’现象，饭量减少了，睡眠时间少了，谈笑声少了，歌声也少了，找领导谈话交代问题的人一天比天多。”连江社教总团办公室：《情况反映（43）》，1964年11月21日，第182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45。“据初步统计，这次参加‘三查’7232人（不包括六个点的工作队），揭发检查问题比较严重的有763人，占10.5%，其中问题很严重的216人……”连江社教总团办公室：《情况反映（76）》，1964年12月11日，第134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46。筱埕镇定海村退休干部何某回忆：“开始一两天还不见什么动静，三四天后凡是政治不合格，经济有问题的，一律退回原单位，运了一车又一车，搞得人人自危。”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三查的结果查出了所谓隐瞒家庭成份、隐瞒个人重大历史问题、丧失阶级立场以及经济、生活作风方面有‘比较重大或可能有重大问题的人’共810人，占工作队总人数的11%，处理了160多人，搞得工作队‘人人自危’”。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49页。当时的档案材料、何某的口述回忆与伍洪祥在回忆录三者的叙述，比较一致，这充分说明当时从吸收积极分子到工作队员的“三查”，对工作队员的审查力度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说明党中央对“阶级问题”的重视，阶级斗争氛围十分浓厚，为下一步工作队极“左”的做法做了铺垫。（二）大兵团作战，普遍夺权。1、进驻蹲点，进行“三同”。工作团进入连江后成立了社教总团，公社成立分团，大队设工作队支部，负责领导运动。县委和各公社党委一律“靠边”站，接受审查，运动进展情况由工作队直接向分团汇报，要求抽调的领导都驻大队蹲点，如当时省委副书记伍洪祥亲自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琯头公社拱屿大队蹲点，在那里搞了60多天。所有的干部都要下到基层去，正如李新在《“四清”札记》中写道：“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工作队通过神秘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与贫下中农“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挖修正主义根子”。2、领导夺权，开展“四清”。在中央发出“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农行使权力”的批示后，各大队纷纷成立贫协组织，依靠贫农协会来领导夺权斗争。在县委、公社机关则“靠员不靠长”，依靠通信员、炊事员、传达员、驾驶员等“基本群众”来决定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哪个领导干部可以解放，哪个干部有“46 四不清”问题等。在第一批的七个多月时间里，连江县委是“靠边”站的，“县委6个常委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下楼’，接受审查。检讨的问题主要是：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认识不足，思想右倾，作风上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多吃多买、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等。整个运动搞得十分紧张。后来‘二十三条’下来了，讲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95%的干部和95%的群众），解放干部大多数，县委才逐步解放出来抓工作。”成波平：《连江县的“四清”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年第6期。在这个过程中，工作队为了出成绩，往往会寻找一些所谓的“根子”来挖掘问题，而这些“根子”有的为了迎合工作队的想法往往采取“胡编乱造”方式对一些与自己有矛盾的干部进行诬陷，有的则长期因为好吃懒做被人看不起，趁运动时跳出来扮演“积极分子”的角色，从而捞取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好处。吴某说，“在运动过程中，干部基本上都是比较害怕的。大部分群众比较公道，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但是当时各个工作队为了成绩，也是依靠了群众中一些所谓的‘积极分子’，比如说一些单身汉、好吃懒做的人等。”根据吴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3月25日，连江琯头吴某家。吴某，女，1943年出生，学生回乡，社教时作为积极分子进入工作队。在查到所谓的“线索”后，为了让当事人“开口”，有的工作队还采取了一些较激烈的手段，如“跪玻璃、瓦片，还有吊起来什么的。有的粮食保管员、财务会计等有实权的人一天会被吊十几次。有的人吊上去时说有贪污，放下来又说没有贪污。有的每吊一次就说贪污100元，吊了十多次后，就变成贪污1000多元了”根据张某贵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3月24日，连江东坪张某贵家。张某贵，性别，男，1940年出生，退伍军人回乡，社教时作为积极分子担任社教工作队员。，使一些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工作队这些“左”的做法冤枉了一部分干部，使得自杀等案件发生率大幅上升，造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恶化和社会的不安定。在第一批运动中，146个大队和县社机关参加的干部中79%左右被整犯有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四不清”的错误，从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自杀23人，比1963年上升了76.8%。连江县工作团专案组：《连江县近来自杀案件增多情况简报》，1965年1月19日，第4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5。（三）宣讲“二十三条”，纠偏反“左”。1965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运动的做法作了重大的修正：“把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改为‘两依靠，三结合’；……；不搞‘人海战术’；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经济退赔要合情合理，……。”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53页。46 文件下达后，连江的社教工作总团立即组织了学习贯彻，并在春节后对前一段的过“左”的工作进行了纠正，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包括前文说的连江县领导人。但是这份文件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化大革命中揪斗“走资派”埋下了伏笔，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一批运动结束后（第一批开展运动的大队不是同时结束的，到1965年5月份的时候大部分大队已经结束，这部分大队的工作队员除分兵到其他县区搞运动外，剩下的就转移到第二批开展运动的公社去，到1965年8月份，第一批运动基本结束，第二批运动全面开始），工作团对整个运动进行了总结，对连江的形势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连江）县委领导核心是好的，八个公社党委领导班子，基本上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是个别的。他们在两条道路斗争，对敌斗争中是坚定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连江县工作总团：《李俞平同志在工作队训练会上关于连江县第一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记录稿，1965年7月31日，第228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8。从工作团对运动的总结可以看出，到这时候工作队对连江的形势判断相对准确，某种意义上是对前一阶段工作队的过“左”做法做出了不说全部至少是部分的否定。这个阶段，由于严重的“左”倾思想指导，工作队本身也经受了严厉的审查，每个人都战战兢兢，草木皆兵，致使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激烈的手段，逼死人的现象屡屡出现，虽然《二十三条》出台后，对运动有所纠正，但是由于怕被认为右倾、被否定，大部分的工作队员包括领导与一般的工作人员都不敢太过于去纠正，造成了更多的伤害。这个阶段的运动，虽然工作队也帮助当地群众解决了很多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但其负面影响还是远远超过了其正面影响。四、第四阶段：内陆六个公社第二批社教（1965年8月—1966年5月）。1965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经不太感兴趣了，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委研究室1993年版，第797页。从1965年5月份开始的，福建省委决定将工作团分出了4100多人到福安专区的霞浦、宁德县；闽侯专区的平潭、福清、罗源县开展“四清”运动去，其余的留在连江搞剩下的6个公社的运动，一直到“文革”暴发时，自动撤离为止。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54页。（一）分兵开展第二批运动。46 1965年6月，连江集中第二批工作队（实际上都是第一批留下来的队员）进行了集训，这一批六个公社的运动开展主是在前一批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继续将运动向前推进扩大受教育面的，总团团长伍洪祥在第一批总结会上对第二批的工作进行批示时说，“今年还必须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以地委为单位集中力量搞。现有的工作队不仅数量要保持，而且质量要加强”连江县工作总团：《伍洪祥同志在连江第一批点上社教工作队总结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65年8月1日，第98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8。。（其实，前文已经提到这时中央的精神是不搞人海战术，不在一个县集中太多的力量，可连江当时依然采取人海战术，可见运动开展到这时候，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过程中已经走样了。）在总结前一批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总团要求工作队要严格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洗手洗澡、放包袱，不再提“解放干部大多数”，按照“两依靠”、“三结合”要求来工作，对前一批好的做法要学习，对错的做法要力求避免，明确当时教育的目的是要教育广大干部，给干部打防疫针，增强免疫力，改进作风、坚定政治立场，但又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因为这是搞革命。连江县工作总团：《省委范式人同志在连江社教工作队队长和第二批工作队训练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1965年6月8日，第039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8。按照总团的要求，各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召开会议说明来意、宣传政策，抓好生产建设，时间在一个月左右。其次是建立健全领导核心，抓生产抓运动。按照第一批的步骤逐步推进。由于按照中央“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要求，这一批运动从一开始就注意将整党工作穿插在运动各个阶段进行，围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党课教育，启发提高党员阶级觉悟；全面考察了解党员，建立健全党员档案，做好党员鉴定工作；注意物色培养新的领导核心；培养建党积极分子”等方面开展工作，发现并处理了一批党员干部。第二批运动是对前一批运动经验的学习与延续，但是由于对形势有了较准确的判断——大问题不多，大部分是小问题，并根据中央政策的调整，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比上一批要温和的多，对干部群众的伤害比第一批要少一些，“相比较而言，第一批点的运动是最‘左’的，伤害的干部群众也是最多的。”笔者所采访的无论是工作队员、积极分子还是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观点。但是由于仍是在“阶段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加上部分工作队员个人思想上的问题，怕被批右倾，在整个运动过程，还是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造成不良的影响，还是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成波平：《60年代长乐与连江的“四清”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2期。。（二）贯彻落实“五·一六”通知，草草收兵。46 前文说到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经不感兴趣，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后全国上下开始学习贯彻落实“五·一六”通知，各地的“四清”运动已无法搞下去了，按照中央、省委的部署，工作队全部撤离各县区，连江县的“四清”运动也草草收兵。第三章连江“四清”的两个典型案例一、从“四类”队到“三类”队“四类”队，即性质严重的大队；“三类”队，即问题较多的大队；“二类”队，即问题较少的大队；“一类”队，即好的大队。：侨区拱屿大队。（一）历史背景：海防前线的侨区。拱屿大队是紧靠闽江口的琯头镇的一个农业大队，全村共有生产队15个，545户，人口2588人，耕地1715亩，人均6分多地（含自留地），土地肥沃，生产条件较好，除粮食之外还种植黄麻、芋头等经济作物，生产搞得比较好，由于靠近集镇，部分农民还兼作小商贩，还有一些华侨户，大队干部中很多都是侨属。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大队“四清”运动总结报告》，1965年9月21日，第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工作队员何某说：“拱屿大队是侨区，出国的人很多，与大队生产队干部都有亲戚关系，比较复杂。”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由于这些华侨进进出出，信息相对畅通，干部群众接触资本主义的事物、思想观念的机会也较多。因此工作团认为这样一个反动基础比较浓厚、政治情况复杂的地方,容易受到资本主义影响，是个较易被“和平演变”的危险地区，需要重点进行教育，因此将拱屿定为派先遣队先行进入的五个重点大队之一。连江县工作总团：《情况反映（6）》，1964年10月21日，第020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45。（二）初定“四类”队。1964年10月12日，先遣队进入拱屿村，26日，所有工作队全部进村，总共54人。工作队一进村就“草木皆兵”：支部召开大会，被认为是“秘密开会布置对付工作队”；干部提出让工作队“集中居住”、“自己起伙食”，被认为是不让工作队与群众接触、怕扎根串连；怀疑大队干部给工作队“派重活”46 ；对支部介绍的贫下中农，认为“90%都是不可靠的”；认为大队干部把工作队物色的积极分子派去支前，是为了使这些积极分子没有机会揭发他们；“偷听、跟踪、盯梢被访者”……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工作队第一次汇报》，1965年11月7日，第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通过“坚持三同，访问、扎根串连，同广大群众广泛地进行了接触”，进村20多天，就“物色培养了贫下中农积极分子120名，根据对象61名，初步掌握了大队的一些‘四不清’情况”。连江县工作总团：《社教通讯（5）》，1964年11月17日，第20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40。伍洪祥在回忆录中写到，“在拱屿，我们完全按照‘双十条’的规定，特别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夺权’的方法去搞的。一开始就把党支部撇开了，在贫下中农中秘密串连，选‘根子’。工作队员在‘根子’家里吃饭，不敢吃‘有脚有眼睛’的东西，连饭都不敢吃饱；我和苏华也化了名在‘根子’家里吃饭。工作队员找‘根子’谈话，怕干部‘盯梢跟踪’，就躲着干部，后门进前门出，甚至做暗记与‘根子’预约谈话。我们到田里劳动，干部也来了，我们就怀疑人家是来监视的。”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648—649页。何某说：“我负责七队的工作，八队的陈金来（伍洪祥秘书）兼片长（7、8、9三队为一片），伍书记在8队蹲点，我在进队的五天里，通过了解开了几户贫下中农座谈会，听听他们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看法，曹副队长在工作队会上直接批评说，我们正处在四不清干部包围之中，过早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这是缺乏阶级斗争意识的表现。”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经过所谓的“秘密扎根串连”、“摸底调查”搞到的材料，套用上面发下来的框框，把拱屿大队定为“和平土改的地区”，“民主革命很不彻底”，“镇反不坚决”等等，认定这个大队7个支委，有“5个烂了，2个靠不住”。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649页。按照中央的规定，拱屿大队被划为“四类”队。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经过集训，不断地灌输，全体工作队员基本统一了思想，从省委领导到一般的工作队员都认可了“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说法，基层干部已经成为新的“敌对阶层”，必须要在农村开展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对这些干部进行斗争，才能确保政权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上。46 （三）改定“三类”队。经过“三同”摸清情况后，工作队开始着手“四清”。首先是对大队和生产队进行查账，大队干部集中在工作队队部开会自查，才查了几天就发生了大队长陈某跳江自杀（未遂，被海军救起）事件（伍洪祥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649页。二者对自杀者身份的说法有所不同，何某说是大队长，伍洪祥说是支部书记，从档案来看应该是大队长，因为当时拱屿大队的支部书记姓董，但林某是大队主干无疑，是受冲击的主要对象。陈某自杀的原因是被认定犯有“利用职权批准亲属出国，接受华侨送礼，搞投机大发横财……有放高利贷之嫌……有贪污之嫌……”。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关于陈大弟的“四不清”材料》，第47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649页。这两份材料有所不同，后者只提到因被怀疑收受华侨财物而自杀。在清经济过程，各生产队纷纷查出了问题，只剩下二、四、七队没有查出问题，结果被副队长批评，工作队员有右倾思想，给工作队员造成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在其他两队也查出“问题”后，何某说“我紧张得睡不着觉，个别工作队员因为‘三同’差一些就要受全体队员的批判，何况我负责的生产队搞不出问题，准备挨整”。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工作队员其实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如果整不出别人的问题，自己就可能挨整，这也就可以理解，有的工作队员为了“找出”问题就采取了“逼供”等过激的手段，造成了很多冤案。例如：“二队政治宣传员倪某由于政治上欺压群众，彻底地坏，民愤大，所以斗争很猛，被迫承认贪污谷子1500斤。”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大队‘小四清’总结》，第5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何某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此事：二队在受到批评后，很快就出“成绩”了——“生产队长倪某与出纳陈某在晒谷场晒谷子时偷谷子40多担运回家”。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这里何某讲的生产队长跟档案里说的政治宣传员倪某是同一人，但身份却可能因为时间的久远而记错了，说明人的记忆有时候还是有误差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倪某当时是二队的干部。实际上倪某所谓“坦白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倪某某的主要问题》，第5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2，案卷号66。，当时由于二队清不出问题，二队工作队队长林某被批评后，为了完成任务，林某就发动群众斗倪某，倪某由于在“大跃进”46 时有强迫命令、不让群众吃集体食堂、态度比较粗暴等问题，群众意见比较大，因此工作队一发动，群众的各种举报就来了，甚至说倪勾结天台山土匪等，倪某由于连续四五天都被斗到深夜，熬不过了，为了过关就胡乱“承认”。林某因为“表现好，能抓住‘大老虎’，被提拔到东边大队当工作队长”。在二队、四队查出问题后，七队的队员再次被批思想右倾，“这时我们三个人（批本组工作队员）中有的沉不住气了，要以卖粮票300元（指为了给队里开会用，生产队卖了300斤粮票，会计把卖粮票款改为卖菜款）作文章斗争生产队干部，他说不管有没有问题先斗再说，起码也避免被批右倾，我虽然不同意乱斗，但没有办法说服”，因为如果被定为右倾，就要接受全体队员的批判，并退回原单位。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到1965年春节前，工作队又要求，在春节前将清出的经济给贫下中农一点实惠，即分给贫苦人一些钱物，责令各生产队干部有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的要进行退赔。在搞退赔前先做退赔人的工作，培养所谓的“典型”，在退赔大会上发言，然后由工作队领导宣布这些人因退赔好给予宽大处理，但是这些“典型”有的是因为受不了斗争，为了过关而假坦白的，如前文提到的二队政治宣传员倪某在退赔大会上表态，把家里的谷子、地瓜米及农具都拿出来退赔，可是到了春节却因无粮过年而断炊，群众将情况反映到工作队，却无人敢为他翻案了。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大队‘小四清’总结》，第5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在这个问题上，档案记录显示，倪某由于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生活很好，被群众举报，被迫进行了退赔，何某却说倪某退赔后就断炊了。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当时工作队在计算退赔额时往往采取鸡生蛋，蛋生鸡的叠加方式，致使很多人为了退赔而倾家荡产，倪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1965年1月份，《二十三条》下达后，工作队对形势重新做了分析，按照中央提出的：正确对待干部，团结95%，采取“两依靠”、“三结合”方法开展运动，纠正了前一段的过“左”做法，前文提到的“七队因查不出问题，被批评为右倾”这时候得到了纠正。伍洪祥认为，既然15个生产队有一个四清队，另外四个问题也不大，那这个大队应算为问题严重队，属三类队，而不是四类队。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46 1965年春节后，工作队对大队进行经济清查，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后来大队管委会采取无记名投票选举，仍有54%的干部在选举时仍然被选上，包括前文提到的投海自杀的大队长陈某。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大队“四清”运动情况》，第35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四）评析。从以上档案材料、领导人的回忆录及工作队员的访谈互相印证，可以看出，拱屿的“四清”运动总体来说带有明显的“左”倾思想，工作队想用“中央政策为武器，深入地发动贫下中农，启发他们起来革命”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大队“社教”运动第一阶段工作方案》，1965年10月28日，第76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从一开始就认定了基层干部是有大问题的，还把能不能查出问题作为评价工作队员成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致使工作队员本身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有的时候不得不违心地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而有的工作队员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为防止运动走向更“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拱屿社教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虽然后来得到了一定的纠正，但是还是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伍洪祥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些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就是那么做，‘学习桃园经验’嘛，把一些犯有一般错误的基层干部伤害了，造成一些错案，后来虽然平反了，但影响很不好。”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49页。从另一方面来看，工作队到基层以后也为当地解决了不少难题，如琯头工作队带领群众修隧道引水渠为群众解决用水困难问题；把生产发展作为考核工作队工作成效的六条标准之一，要求一进村就要实行“三同”，把抓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上，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工作队能够发动这么多的群众出来揭发干部，一些干部也查出了问题，说明当时基层干部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前文提到的倪某，群众会揭发他，跟他自身工作态度粗暴、欺压群众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四清”运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二、由“四类”队转为“一类”队：定海大队。（一）历史背景：“抗倭前线”与“红旗大队”。定海村地处黄岐半岛，历史悠久，明朝时期是戚继光将军部队驻扎的抗倭前线，现在村里还保留着抗倭时留下的古城墙，人口众多，社教时村里有13个生产，981户，4580人，党员51人，团员152人，干部158人，但是村里土地很少，只有1000多亩的园地，没有水田，群众主要依靠打渔、种海带讨生活。定海社教工作队：《定海“四清”运动总结》，1965年7月13日，第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在“大跃进”时村里也搞过“大锅饭”“共产主义”46 ，但只搞了半年多（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上半年），就因为粮食都吃光散伙了。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粮食，是“瓜菜代”（指黄瓜鱼，当时定海与黄岐一样就是采用“敲鮕”的方式获得渔业大丰收）救了大家的命。根据陈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3月24日，连江定海陈某家。陈某，性别，男，1942年出生，筱埕公社干部，社教时在公社办公室工作。定海大队当时采取的是以大队为基础五业统一核算，由于渔业丰收，群众生活较好，是筱埕公社的“红旗支部”。定海社教工作组：《定海在政治、组织及路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1964年9月15日，第16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1964年初，在搞面上社教的时候，筱埕公社作为全县试点全面开展社教，定海作为筱埕辖下的一个大队已经开展过社教，斗争了一些“四不清”干部，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1964年下半年由于政策的变化，中央、省委对这个阶段的工作不满意，要求推翻了重来，重新进行部署，于1964年12月派大兵团进入定海领导运动的开展，历时7个半月。（二)从“四类”队到“一类”队的历史变奏。1964年底按照连江工作总团安排，抽调工作队员80人到定海大队领导社教运动。平潭县委书记白怀成在定海大队蹲点，队长是平潭城关党委书记谢伯农。工作队一进村后就采取“分布各生产队与群众‘三共同’，全面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隔离村干部的办法，调查摸底”。根据陈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3月24日，连江定海陈某家。陈某，性别，男，1942年出生，筱埕公社干部，社教时在公社办公室工作。对干部查处采取大包围的方式，支部书记陈某佺说，当时“17个人包我这个生产队，专门调查我的问题”。根据陈某佺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3月24日，连江定海老干部陈某家。陈某佺，性别，男，1926年出生，社教时任定海大队支部书记。经过前期摸底，工作队以“桃园经验”为榜样，认为定海大队是“四类”队（指政权已不在我们手里，烂透了的班子），主要依据是：“政治共产党，经济国民党”（指财务人员7个都是原国民党员、伪保甲长出身，只1个是贫下中农），“三级所有，陈家天下”（指陈氏三兄弟，哥哥陈扬才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弟弟陈扬德是大队长，小弟弟是生产队长，这三兄弟的父亲因其父亲走船经商时被红军抓了，一直没放出来，逃跑时被红军误杀，被定为反革命家属）。根据陈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3月24日，连江定海陈某家。陈某，性别，男，1942年出生，筱埕公社干部，社教时在公社办公室工作；定海大队工作队：《进村半个月来情况报告》，1965年1月2日，第43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这里陈某说的与档案材料有些出入，陈某说弟弟陈扬德是大队长，档案里记录的陈扬德是哥哥任某某油厂的厂长，但是是有身份的干部，是运动的整肃对象确实是无疑的。工作队在给总团汇报工作时写到：通过“三共同”，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初步澄清了定海大队的面貌，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四不清”46 大队，公社说定海党组织是“红旗支部”，我们说政治上是“反革命两面政权”。定海大队工作队：《进村半个月来情况报告》，1965年1月2日，第43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工作队的上述定性，使整个大队气氛很紧张，草木皆兵，一些“老运动员（指历次运动中对干部不满的积极分子）又活跃起来”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大队干部人人自危，被诬告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工作队认为，村干部有散布谣言、刺探、秘谋对策等行为，对村干部派工、为群众治病是收买人心，缓和矛盾。定海大队工作队：《进村半个月来情况报告》，1965年1月2日，第52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大队长邱某，被告贪污6000元，差点自杀，被大家给劝阻了。支部书记陈某佺被告有六条罪状：一是解放前会赌博，老婆规劝不听而自杀；二是有多占、冒领集体经济；三是培养出身不好的地富分子入党，并给这些人安排好工种；四是欺压群众，强迫命令，劳力安排不合理；五是财务人员7个人员均是国民党员、伪保甲长，让这些人掌握了政权；六是对贫下中农出身的回乡高小生缺乏培养安排等。根据陈某佺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3月24日，连江定海老干部陈某家。陈某佺，性别，男，1926年出生，社教时任定海大队支部书记陈某佺去找回村过春节的何某（在拱屿大队当工作队员），跟他说自己很紧张，工作队正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干部问题，天天开贫下中农会议，有的生产队开始斗争了。何安慰他说，中央新来了《二十三条》，政策会宽松些。陈说，政策是看人掌握的。结果何被定海工作队批评与“四不清”干部接触，陈也因为说了“政策是看人掌握的”被批。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另外一个四类分子（其丈夫下海经商被国民党抓到台湾去了，由于长期思念丈夫精神有点问题）因为用的扇子上写着“还我河山”被认定是想搞复辟，被批斗。一个采购员诬告说送了某某干部一些钱，结果这个干部被关了2个多月（后经调查没有这回事）。干部加班时发一点补贴、吃些点心，就被认定为多吃多占等。根据陈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陈某，性别，男，1942年出生，筱埕公社干部，社教时在公社办公室工作。《二十三条》下达后，工作队对问题进行了反复核查，认为将定海定为“四类”46 队是错误的：一是大队主干两个经调查，大的问题不存在，只是一些小问题。如，大队长邱某经过调查是被与他有矛盾的群众诬告；支部书记陈某佺作为公社干部下放大队工作，经公社领导批准将其工资也作为定海村的收入共同计入集体后再按所评的工分进行分配，所评的工分与普通的群众是一样的，对任用出身不好的财务人员问题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这些人有文化、懂财务，在定海这样实行统一核算的大队，对财务知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等等；二是定海作为4000多人的大队，能够坚持实行大队统一核算方式，对所有的农养联合队、渔业单位、副业单位，都实行包、定、奖、评工记分，大队统一核算，算当时集体经济比较活跃、富足的大队，群众的生活也不错（前面讲的支部书记陈某佺，作为公社干部其工资每月才33元，计入统一核算后，每个月可拿到100多元），是公有制发展比较好的村。工作队承认“原先刚进村，撇开了原组织，由于这里地区社会基础比较复杂，听了一些偏面材料，就认为是‘二面政权’，后经过一段深入工作，就看到这个队在坚持集体化道路上是比较坚定的，特别是坚持了‘五业统一核算’，不断壮大集体财产，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工具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就，虽然在干部队伍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可以断定这个支部基本是好的……”定海社教工作队：《运动中几点经验教训》，1965年7月18日，第55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第一次下楼后就解放干部144人，占总数87%。定海社教工作队：《定海“四清”运动总结》，1965年7月13日，第6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基于这个现实情况，加上政策的调整，工作队才决定将定海从“四类”队调整为“一类”队，一跃成为先进村。（三）评析。从档案材料到对多名当时经历过定海社教的人员采访（这些人当时有的是大队支部书记、有的是公社干部、有的是工作队员），可以看出，这一批运动是非常紧张的，工作队员捕风捉影，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不敢讲话，就怕一不小心说错话会被揪辫子。当时诬告、乱告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的人际关系。《二十三条》出来后，定海工作队及时调整了工作方法，防止进一步扩大打击面，并能够认真对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纠正了错误，平反了一批干部，从而使整个运动对定海的干部群众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同时，由于在“三同”过程，工作队员积极参加劳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如为了解决用水难问题帮助群众挖井引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定海用水难的问题；积极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生产，扩大海带养殖面积，促进了渔业生产，当年的海带生产也获得了丰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打击了一些工作作风不好、腐化的干部，净化了干部队伍，密切的干群关系。46 此外，在运动开展过程中，工作队员个人的行为、对政策的理解对运动的影响很大。如，在拱屿工作队的何某在1965年春节返乡时受伍洪祥的指示，将自己所了解的定海情况如实向定海工作队反映，为平反定海干部及对定海大队重新定性，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根据陈某及陈某佺口述资料整理。三、制约“四清”进程的多种历史因素。从连江县历时三年多的“四清”运动来看，影响“四清”进程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的因素、政策的因素，等等。（一）人的因素。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派工作队搞大兵团作战，使得工作队员在运动中扮演着引领整个运动走向的主要角色。正如当时定海支部书记陈某佺说的，“政策是看人掌握”的。有的工作队员在基层待过，对农村有充分的了解，对农民有感情，在政策的掌握上就比较有把握分寸，能够比较客观分析对待收集到的信息，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在斗争方式上也就相对柔和，对干部群众的伤害也较小，甚至有时候还保护了一些干部群众。有的干部不了解基层，不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有的在“三同”过程，只吃青菜，不敢吃“有眼睛有脚”的东西，而事实上在渔区，青菜是稀缺的东西，常见的是“有眼睛有脚”的东西；有的带着成见工作，满眼都是“阶级敌人”，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客观地对待基层的干部群众，造成了许多伤害。因此，不同类型的工作队员对运动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1、领导干部。工作队的领导在政策执行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能他的一句话就会左右当地运动的开展。领导本身实事求是，运动给当地造成的伤害可能就小一点，若领导本身思想就“左”，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行事也就更“左”，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在大队蹲点，神秘地搞所谓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挖修正主义根子”，把土改时期对付地主富农的那一套办法，全部用来对付社会主义时期的基层干部。成波平：《60年代长乐与连江的“四清”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2期。前文提到的拱屿工作队副队长给查不出问题的队员扣右倾的帽子，施加压力，使得队员不得不采取过激手段，直到挖出所谓的“问题”，造成十分不良的影响，引起干部群众的反感。伍洪祥在运动过程中，作为主要领导人，他也犯了一些过“左”的错误，但是他能听得进其他人员的意见，及时纠正一些错误，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能够勇于承认，体现了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博大胸怀，同时能够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值得大家的尊重。46 2、本地出身的工作队员。这些队员一般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对当地的干部群众也有比较深的感情，潜意识里也不希望自己的乡亲受到太大的伤害，这就使得他们在行事过程会更加客观，有意识地去保护这些人。比如前文提到福建日报社的记者何某，在自身工作的拱屿大队能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同时也为其家乡定海村站队认定由“四类”队变为“一类”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何某曾是定海支部书记，在第二阶段社教时被评定为小土地所有者，曾被认定窃取了农民协会职务，与“四类分子”（作者，即地富反坏）交好等定海社教工作组：《定海在政治、组织及路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1964年9月15日，第16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又由于当时的支部书记是何某推荐的，当时就被认定为与“四不清”干部很密切，受到批评。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在回定海过年时因与支部书记见面，也被认定为与“四不清”干部有关系，受到严厉批评，但是他能够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地将自己所掌握、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工作队领导反映，使得工作队能够更全面地掌握定海的实际情况，为一部分干部平反奠定了基础。3、积极分子。1964年，中央正式提出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毛主席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委研究室1993年版，第816页。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1964年社教搞“大兵团”作战时，全国范围内大量吸收积极分子，福建省也吸收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参加社教工作队，单单抽调到连江工作的积极分子就有2357人省委社教办公室：《连江县工作队组织和运动部署情况汇报》，1964年10月8日，第227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4。。当时对吸收积极分子的审查是很严格，闽侯县开始物色了300人，经过个别谈话了解，选择了171人，体检合格的139人，最后审查批准的只有101人。省委社教办公室：《连江县工作队组织和运动部署情况汇报》，1964年10月8日，第227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4。我们在采访当时的积极分子张某贵时，他说“我当时是59年当兵，64年2月退伍，在东坪村二三个月后参加四清工作队。参加时审查很严格，要看政治上过硬不过硬，社会关系还要清楚，经济有没有问题等。”根据张某梓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3月24日，连江东坪张某贵家。张某梓，性别，男，1946年出生，学生回乡，社教时作为积极分子担任社教工作队员。从连江目前还健在的二十多名“积极分子”46 来看，当时挑选积极分子主要考虑：一是年纪轻；二是从知识青年、退伍军人、基层工作干部（主要是团支书）中来挑选；三是家庭出身较好，以贫下中农为主。既然这些积极分子是要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的，也就意味着在运动开展过程中，那些表现积极的，就有机会获得重用，获得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利益。当这些经过长时间、高强度训练后的积极分子被充实到工作队去以后，往往都集聚着强烈的战斗欲望和表现欲望，运动热情高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想要表现政治忠诚。但是，后来由于政策的变化，“文革”开始后，“四清工作队”解散，这些人就全部回家自寻出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落实待遇。因此这几年这些人不顾高龄（最年轻的也有67岁了）屡屡上访想为自己讨回“公道”，却迟迟无法得到解决。在采访中，连江县委组织部的干部告诉我们，“由于上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同时还要考虑到对其他地方地影响，目前对这些人员的待遇问题还没有实质性的落实，有的积极分子回乡后有担任村主干的，我们按规定给他们发放了主干退休金。其他的只是每年在九月九老人节的时候，每人发放500元过节费，春节期间发1000元慰问金。”在这次采访的积极分子中，张某贵、张某梓两兄弟曾经在乡镇工作过，后来乡镇机构改革下岗了，回家后曾先后担任东坪村的村主干，所以目前还有享受退职村主干的待遇，但是收入依然不高。在采访中，这些老同志迫切希望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得到相关的待遇，兑现“党当初的承诺”。在采访结束时，张某贵说：“你搞调研后也要帮忙我们这些人反映呼吁一下，解决晚年生活，应该说我们为党服务多年，却老无所依。”我们希望相关部门也要考虑一下这些老同志的现实情况，给予一定的补偿安慰。（一）政策因素。“四清”运动本身是源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后造成国内困难形势的判断。全国都是在中央的指示下，一步一步的推进运动的，每条中央政策下达都对运动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左”则运动“左”，政策“松”则运动“松”。从“前十条”到“后十条”，从“后十条”修正案再到“二十三条”，连江运动也经历了从黄岐试点到面上运动，再到第一批，最后到第二批，每条政策出来，运动都随之变化，可见政策对整个运动至关重要。但是政策不断的变化，对干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刚开始政策宽松，运动也宽松，但是政策一紧前面的做法马上受到批评，成绩也被否定，导致后面即使政策有了调整，工作队员也不敢随便执行，怕又被批右倾，被否定。特别明显是在《二十三条》出台后，工作队在学习、贯彻过程都很谨慎，认为“政策政策，一年一色，前年六十条，去年二十条，今年二十三条，谁知后面还有什么”46 ，贯彻二十三条是否“太急太快”了，担心“今后工作难办，四不清干部又要翘尾巴，群众积极性受影响”。连江社教总团：《情况反映（110）》，1965年2月13日，第4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47。由此可见，政策多变致使各级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敷衍或偏差，无法落到实处。第四章连江“四清”运动的历史评析连江“四清”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及此后一系列会议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其根本思路就是“抓运动，促生产”，因而其影响和作用也是双重的江俊伟：《官桥经验的形成、推广及其评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简略评析如下：一、连江“四清”的历史教训。（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整合方式，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1、对工作队员本身的伤害。尽管当时的干部参与运动或多或少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因素的影响，毫无疑问，大多数工作队干部参与四清是在政治高压下被动参与农村搞四清的。在运动中，工作队不仅代表中央意志，自身也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教育。因此，运动不仅成为中央用工作队推动农村进行新的政治改造的斗争场，也是中央教育、考验、考察干部的场，工作队自身也在运动中被改造了。在运动中“左”的做法不仅伤害了被批斗的干部群众，对工作队自身也是一种伤害，从入队的工作队员“四清”，到运动整个过程中，查不出问题就被批右倾，战战兢兢，不少干部也深受其害。伍洪祥在回忆录中讲到，其实工作队员当中“对‘左’的指导思想已经有所抵制……不少同志对‘和平演变’、‘两面政权’、‘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提法和估计表示质疑……反映出我们的干部对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的不满和抵制”。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650页工作队员何某在其回忆稿中也提到，因对“运动有不同看法”根据何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2月12日，连江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时下派担任社教工作队员。不愿意写“四清”总结。2、对基层干部及群众的伤害。运动就意味着斗争，在“四清”开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干部、群众受到批斗。即便是在运动最温和的第二阶段——46 面上社教时期，也有大批的干部被批（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犯错误和下楼情况表》附表三连江县委社教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类情况统计表》，1963年12月25日，第101—102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从表格可以看出，被认定犯有各类错误的干部占到55%，其中大队这一级比例最高达68%。在全国形势迅速转“左”后，被批的干部也就更多了（见《连江县第一批点上八个公社社教运动基本情况统计表》（四）——2连江县工作总团：《第一批点上四清运动基本情况统计表》，1965年7月29日，第4—5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9。），从表上可以看出，犯错误的干部达79%；自杀人数也逐步增多，自杀事件不断发生，逐月增多，从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有“十九个大队发生自杀事件，死二十三人，比去年上升了百分这七十六点八，其中六四年十月份一人，十一月份三人，十二月份十人，六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九日九人；地主三人，富农富裕中农一人，职工一人，中农四人，贫农十一人。发生在开展社教运动地区的二十一人，占全部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二，内与社教运动有关系的九人，占百分之四十点九”连江县工作团专案组：《连江县近来自杀案件增多情况简报》，1965年1月19日，第4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5。。据统计，这一批整个阶段运动造成的自杀死亡人数达50人，其中干部有19人，贫农占17人，地主占8人，其他各类人员占6人（见（十三）与社教有关系的自杀死亡情况统计连江县工作总团：《第一批点上四清运动基本情况统计表》，1965年7月29日，第14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9。）。在对四类人员斗争中，有146个四类分子受到批斗连江县工作总团：《第一批点上四清运动基本情况统计表》，1965年7月29日，第13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9。。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犯错误和下楼情况表填报单位：32个单位累计表三项目类别干部总数犯错误干部下楼程度备注彻底一般不彻底拒不检讨未检讨总数占%人数占%人数占%人数占%人数占%人数占%社直单位合计24151142未检查的说明原因其中党委委员105大合计36124918764265246 队675747111其中正支书、大队长生产队合计88843768611536其中正生产队长17210177222总计12737014841836254其中：党员451214142591346 连江县第一批点上八个公社社教运动基本情况统计表（四）—2干部四不清问题情况项目人数级别干部总数犯错误干部数经济上问题总人数问题分类按人计算数量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敲诈受贿佣工放借挪用隐蔽私分多吃多占铺张浪费100元以下100以上至500元500以上至1000元1000以上至3000元3000以上至5000元5000以上至1000010000元以上公社一级主干625353288112148135132一般干部15439479343841592314326962733623205584521党员干部4393343108739111055232793166711818非党干部1156699639302161157284775611385153422921大队一级主干1188102295049514876184252158271343684131274743一般干部1023917765468181211229919889060297321896594党员干部1330108999551216327613822457871303894311105744非党干部88685071944016415729917561362312287785093生产队一级主干533742163361146033557815532267189257066386132一般干部5106431228171273272475985522313872200544691431党员干部1349104679241716246240184736545851803672非党干部9094748253992196445581052899397312130259161152031县一级14931116109147720122282078321735351合计157571248310271455913041305923971594679237468662376486219201046 （四）——2干部四不清问题情况目目项目项目人数级别政治上问题组织上问题总人数严重丧失立场贪生怕死动摇变节阶级立场模糊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带头闹单干其他总人数混入内部的地富分子混入内部的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内部的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其他公社一级主干264213312一般干部1401111216229141329党员干部839697114115非党干部8366412221111216大队一级主干43840133382322422217273一般干部1526212711672743569党员干部42836133502318737217281非党干部16210213891028635682生产队一级主干5941634881448401023252一般干部45016139912432872618党员干部297202255816141113非党干部74712263218755416462302县一级2525合计18259319148510412116938101418905说明：1、一个人有经济上问题，也有政治上、组织上问题的，有重复统计。2、一个人在经济问题上有两个以上问题的有重复统计。46 与社教有关系的自杀死亡情况统计社别项目自杀人数阶级成份职业地主富农小地主富中小商中农佃中农渔民贫农地主富农干部职工农民渔民合计508216311111782198121马鼻8323332浦口521112111城关61113321琯头812231214坑园912331413敖江6311151筱埕3111111丹阳5212221（二）“反复辟斗争”的整党方式，使党内矛盾复杂化。“四清”用民主革命时期“反复辟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来解决农村的管理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贪污盗窃、干部脱离劳动等前已述及的社会表层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诸如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加快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持社会人心的稳定等根本性问题，而是使这些问题复杂化、深刻化了江俊伟：《官桥经验的形成、推广及其评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46 从何某的访谈录可以看出，当初尽管他对工作队一些领导的做法有不同意见，非但不敢提意见，反而不断做自我检讨，就是因为怕被批斗、被打击报复。从连江县的整个四清运动来看，运动过后，大多数的当事人被平反，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四清运动成为浪费人力、物力的闹剧。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有一部分基层干部确实脱离劳动、多吃多占、欺压民众等问题，四清运动中对他们的批判和整肃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大多数在四清运动中受批斗处分的干部要么是冤枉，要么多少有些被处理得偏严偏重。在改革开放以后得落实政策工作中，大部分在四清运动中受处理者得到了平反。“经复查，被错划成分的186户，已全部纠正；立案审查的1580个案件改正968件，占61.3%；运动中致死的32人，致殘的74人也作了妥善处理，并给予一些经济补助。”中共连江县委：《关于“文革”、“四清”等六个运动案件复查改正落实政策情况的总结报告，1982年。换言之，大多数人都是斗错了，当然也有一些是罪有应得，这也说明离开了就事论事，大而化之去评价四清运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三）“批私斗修”的理论灌输，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建国之初，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在解放后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农村就完成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过程，即使遭受了“大跃进”的挫折，也不轻言放弃集体化道路，而是把“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最后的政策界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委研究室1993年版，第759页。。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包产到户隐含着制度创新的因素，必须严加防范，否则，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党可能就要变修，国也将变色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第1期。。三年困难时期，农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短时间内摆脱了饥荒。但是毛泽东担心，再这样下去，许多干部都听之任之，最后在糊糊涂涂中都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事实上，大灾荒之后的包产到户是引发社教的重要原因。“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高华：《大灾荒与四清的起源》，载《二十一世纪》第60期。所以，“四清”把包产到户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思想上严加批判。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生产管理上长时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形式，影响了生产的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生产没有大的起色。二、连江“四清”运动的历史启示（一）“脱鞋下田”、“三共同”密切了干群关系。46 “四清”工作队员进入农村的第一件事就是“脱鞋下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带着感情工作，这是争取群众信任，为下一步工作开展打好基础的重要行动。虽然这场运动斗了很多人，伤害了很多人，但大家对工作队的印象却一直不错，工作队员与群众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工作队分兵走的时候，许多群众难舍得哭了”连江县工作总团：《省委范式人同志在连江社教工作队队长和第二批工作队训练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1965年6月8日，第042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8。，“我们还是比较尊重工作队员，他们跟群众的关系也还可以”根据花某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4月15日，连江潘渡花某家。花某，性别，男，1931年出生，退休干部，社教时任筱埕公社党委副书记。，“在群众方面，对于工作队员进村刚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后来通过开展‘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群众家里，帮忙砍柴什么的，至少帮忙劳动了1个月，后来才跟他们谈村里有没有存在什么问题。”张某贵如是说。根据张某贵口述资料整理。2012年3月24日，连江东坪张某贵家。张某贵，性别，男，1940年出生，退休军人回乡，社教时作为积极分子担任社教工作队员。这种“与民同甘共苦”的扎实作风是值得我们现在干部学习的。当前，我们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突出，与我们干部作风不扎实、官僚主义严重有很大的关系。领导干部下乡调研，前拥后呼，听不到群众真正的呼声，了解不到准确的社情民意，这是很危险的。（二）从发展生产、方便生活为出发点，解决了地方的燃眉之急。“四清”开展过程中，工作队为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困难和问题，真正为民办实事、好事，这也是工作队得到群众认可的重要方面。如北茭队动员并带领群众大搞环境卫生，带头挖井，帮助群众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有效阻止流行性感冒的进一步蔓延。其他的队也与群众一起纺线、织网、劈红柴、挑水灌田抗旱，鼓起了群众备汛抗旱的积极性。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一期）》，1963年9月6日，第1页。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琯头镇几万人口经常受旱灾威胁，特别是闽江口的粗芦岛上的7个村1万多人缺乏淡水，5000多亩水田不仅土地受旱无水灌溉，连群众喝水都很困难，得知这一情况，拱屿工作队将解决琯头群众喝水问题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伍洪祥亲自出面帮助解决设计、技术等问题，组织群众修建琯头岭引水隧道工程，造福当地群众，当地群众至今仍念念不忘，现在琯头6万多群众的喝水用的管道都还通过这个隧道引到各家各户。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55页。用现在的话说，工作队真正做到了“46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因此说，“四清”运动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是整个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这与工作队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带领群众发展生产是有很大关系的。第五章结论“四清”运动作为中共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因其前接经济上的“大跃进”运动，后启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特殊位置，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也有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是与其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相比，这些成果还远远不够，大多局限在围绕全国范围的“四清”运动的缘起、经过、影响、教训等等而展开，几乎没有跳出“规律史”、“经验史”的研究范畴，而新近的研究虽然也涉及中央“四清”决策的出台过程、中央领导人的合作与分歧、“四清”运动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如与“文革”的关系等，实质上，仍然没有跳出英雄史观和精英史观。众所周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省情地情县情社情村情各异，各地做法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本文的最主要创见，是以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丰富鲜活的口述史料为依据，注意档案、回忆录与口述史料的互相佐证、互相纠错、互相补充，不轻信、不妄猜、不武断，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在生活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指导下，以详实的细节、真挚的情感为历史填上肌肤和表情，让历史灵动起来，变得可以亲近,可以理解。换言之，本文在宏观疏理中共中央和中共福建省委开展“四清”决策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对连江县“四清”运动由面到点、再由点到面，又由点到面等各个阶段运动开展的基本情况，做了一番微观历史考察，全面描述中央决策、省委部署、工作队贯彻执行、基层群众或是避之不及、或是搭便车、或是混水摸鱼等各种不同的心态，对于恢复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多样性、偶然性的多重历史面相，对于弥补过往宏观叙事的不足，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今天深入研究“四清”运动，探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遇挫折的缘起、复杂的国内外因素、高层与地方的因素，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乃至国人更理性地面对现实，批判“抓运动，促生产”46 的发展模式，强调依法治国，依靠制度化在改革中推动建设，在稳定和谐中发展生产力，对于改善和保障民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昨天的历史还没有死去。它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寄居在活着的人身上！我们不能不带任何情感轻易地下是与非的结论，否则我们无法承担历史之“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不相信吗？那些还有幸活着的当年“四清”工作队员——曾经把青春、激情和梦想都真挚地献给共产党、献给共和国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活得怎么样？还有，那些当年运动的罹难者及其后人，他们的境遇如何？……其实，他们就是历史这条灵蛇的尾巴，紧紧缠绕着的现实——他们正在卑微却执拗地寻求国家给他们一个“说法”（在访谈中我的心灵无数次被震撼）。因此，我们必须诚挚地恳求历史借给我们一双慧眼，看清楚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每一个活着的当年人是如何走过来的，我们才能理性地、坦荡地走向明天，走向世界！这样历史就活起来了，活在我们的善良和理性之中！本文是努力走近“四清”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窗口，至此不得不暂时停下搜寻的目光，但是笔者扣问历史的谦恭和执著，宛如刚下山的太阳，明天还会照样升起。参考文献：46 一、档案[1]福建省委社教办公社：《关于全省分批开展农村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福建省档案馆：全宗号123号，目录号1，案卷号20。[2]《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开展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部署的报告》，1963年11月23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号101号，目录号3，案卷号142。[3]福建省委办公厅：《省委范式人同志在连江社教工作队队长和第二批工作队训练会议上的讲话》（纪录稿），1965年6月8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号101号，目录号4，案卷号337。[4]《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社教运动的部署》，1965年9月15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号101号，目录号4，案卷号339。[5]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省委书记伍洪祥同志在黄岐公社省委试点工作队领导小组会上的指示（摘要）》1963年11月1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1。[6]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黄岐公社“四清”试点工作方案》，1963年8月28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1。[7]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县委关于黄歧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1963年12月20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8]中共连江县委：《黄岐公社“四清”工作总结》，1963年12月28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9]黄岐公社党委、省委试点工作队：《关于召开党员登记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63年10月25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10]黄岐公社党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类情况统计表》，1963年12月25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11]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黄岐公社“四清”试点第一阶段总结》，1963年9月2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3。[12]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一期）》，1963年9月6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13]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四期）》，1963年9月24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14]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八期）》，1963年9月28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15]省委连江黄岐公社工作队：《连江黄岐“四清”试点简报（第五期）》，1963年9月24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04。[16]连江县委社教办公室：《关于“四清”算账问题的讨论纪要》，1964年5月15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1。46 [17]中共连江县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第一步工作的情况报告》，1964年5月13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3。[18]连江县工作总团：《李俞平同志在工作队训练会上关于连江县第一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记录稿，1965年7月31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8。[19]连江县工作总团：《省委范式人同志在连江社教工作队队长和第二批工作队训练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1965年6月8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28。[20]中共闽侯地委、福安地委：《中共闽侯地委、福安地委关于组织一支强大的工作队集中到连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方案》，1964年10月4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4。[21]省委社教办公室：《连江县工作队组织和运动部署情况汇报》，1964年10月8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4。[22]连江县工作团专案组：《连江县近来自杀案件增多情况简报》，1965年1月19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5。[23]连江县工作总团：《第一批点上四清运动基本情况统计表》，1965年7月29日。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39。[24]福建省委社教办公社：《关于全省分批开展农村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福建省档案馆：全宗号123号，目录号1，案卷号20。[25]定海大队工作队：《进村半个月来情况报告》，1965年1月2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26]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大队“社教”运动第一阶段工作方案》，1965年10月28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27]连江社教总团：《情况反映（110）》，1965年2月13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47。[28]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大队“四清”运动情况》，1965年5月21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29]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大队‘小四清’总结》。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30]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倪周耿的主要问题》。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2，案卷号66。[31]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大队“四清”运动总结报告》，1965年9月21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32]连江县工作总团：《情况反映（6）》，1964年10月21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45。46 [33]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拱屿工作队第一次汇报》，1965年11月7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34]连江县工作总团：《社教通讯（5）》，1964年11月17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40。[35]拱屿大队社教工作队：《关于陈大弟的“四不清”材料》。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162。[36]定海社教工作队：《定海“四清”运动总结》，1965年7月13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37]定海社教工作组：《定海在政治、组织及路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1964年9月15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38]定海社教工作队：《运动中几点经验教训》，1965年7月18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341。[39]连江社教总团办公室：《情况反映（43）》，1964年11月21日。连江县档案馆藏：全宗号24，目录号001，案卷号045。二、历史文献[40]《毛泽东文集》第七、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1]《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4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44]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1、22、23册。三、专著[4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46]伍洪祥：《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47]萧克等：《我所亲历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4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49]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50]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51]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四、学术论文[52]成波平：《连江县的“四清”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53]成波平：《60年代长乐与连江的“四清”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2期。[54]王永华：《近十年四清运动研究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55]潘洪伟：《吉林省珲春“四清运动”46 探析》，《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1期。[56]钟健英：《福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4期。[57]郭中：《城乡“四清”运动的发动及教训》，《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58]魏维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述评》，《党史研究》1984年第6期。[59]林小波：《“四清”运动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60]李若健：《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开放时代》2005年1月第1期。[61]李海红：《论“四清”运动的积极性和局限性》，《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62]林小波：《“四清”运动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总第172期。[63]江俊伟：《福建城乡"四清"运动时期的侨务工作述评》，《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64]江俊伟：《官桥经验的形成、推广及其评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五、口述史料（将所有访问资料列举如下）[65]陈某，性别，男，1942年出生，筱埕公社干部，采访地点连江县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陈某家，采访时间2012年2月12日、2012年3月24日。[66]何某，性别，男，1925年出生，福建日报社记者、社教工作队员，采访地点连江县定海定海老干部活动中心，采访时间2012年2月12日。[67]陈某佺，性别，男，1926年出生，大队支部书记，采访地点连江县定海陈某家，采访时间2012年3月24日。[68]张某贵，性别，男，1940年出生，退伍军人、社教积极分子，采访地点连江县东坪张某贵家，采访时间2012年3月24日。[69]张某梓，性别，男，1946年出生，学生、社教积极分子，采访地点连江县东坪张某贵家，采访时间2012年3月24日。[70]吴某，性别，女，1943年出生，学生、社教积极分子，采访地点连江县琯头吴某家，采访时间2012年3月25日。[71]花某，性别，男，1931年出生，筱埕公社党委副书记，采访地点连江县潘渡花某家，2012年4月15日。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