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史中编部分思考题参考答案.doc 11页

'1、美丑对照原则在《巴黎圣母院》中的体现？首先是巴黎城市和圣母院和谐美丽的自然环境与人民阴暗不幸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这样更突出暴露了封建暴政的黑暗其次是正面与反面人物的对比，爱丝美哈达和加西莫多是善良，真诚和美好的人性的代表，克罗德、法比则是自私、冷酷和丑恶的人性的代表，善与恶十分鲜明的分别体现在这两组人物身上。美丑对照的创作原则”是雨果一贯倡导的文艺作品的创造原则，也是他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所提出的主要原则。顾名思义，所谓“美丑对照原则”即是在文艺作品中大量地运用美丽、高尚与丑陋、卑贱的人物或意象作对比，以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反差，使故事情节更为跌宕起伏。这在雨果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巴黎圣母院》中几个代表人物：有外形丑陋无比但心地却纯洁善良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与之截然相反的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克洛德，当然也有美貌与美丽心灵俱备的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尔达。而卡西莫多作为最鲜明的故事人物形象，仅仅在他一个人身上就体现了美与丑的极端对立——外表的极度丑陋和心灵的高尚美好。2、《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分析？爱斯梅拉达是作者理想中“美”的化身。她既有美丽动人的容貌，更有纯洁无邪的心灵和诚挚善良的品德，表现出外貌美和心灵美的和谐统一。她纯真、仁慈，富于同情心，乐于救助人。当失意落魄的诗人甘果瓦在黑暗中误人“奇迹王朝”的“圣迹宫”的大厅，即将被处死时，爱斯梅拉达不忍心看着这个素不相识的无辜的年轻人死去，表示愿意嫁给他，和他结为名义上的夫妻；当卡西莫多因劫持爱斯梅拉达被绑在广场的转盘上示众，惨遭鞭打，在烈日下口渴难忍，她不计前嫌、不顾众议，将怀中的水葫芦温柔地送到卡西莫多干裂的嘴边，使卡西莫多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有生以来第一次”流了泪。爱斯梅拉达纯洁无邪，热情天真，对爱情充满憧憬和渴望。正因为她以为世人都像她一样的真心实意地待人，所以当弗比斯在巡逻中偶然救了她后，她就把爱情献给了他。正因为她纯洁无邪地追求纯真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所以至死爱着弗比斯，丝毫没有怀疑他会欺骗和背叛自己还幻想他还会再来搭救自己，其纯真令人心痛欲裂。爱斯梅拉达不畏强暴，品格坚贞。当她被诬陷而关在死囚牢房里时，当弗罗洛把她从圣母院钟楼骗出来时，弗罗洛几次让她在死亡或屈服中选择，面对弗罗洛的淫威，她宁死不屈。临刑前，弗罗洛以生为条件引诱她就范，她望着绞架断然回答“它还没有你那样使我害怕”、“讨厌的肮脏的妖僧!”“我要扯下你那可恶的白头发，一把一把往你脸上扔去!”“滚你的吧!”她宁愿选择绞架，不屈服于卑鄙的伪君子弗罗洛，再次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弗比斯，皇家卫队队长，徒有华丽外表、内心却是一包烂瓤的花花公子。他长得一表人才，英俊潇洒，整天周旋在上流社会之间，是富家小姐理想的白马王子。聪明的弗比斯非常善于利用他的有效资源，他选择了拥有丰富嫁妆的表妹百合花做未婚妻，同时又去追逐爱斯梅拉达的美色。弗比斯的可恶之处在于他只爱恋爱斯梅拉达的美色，却丝毫也不爱惜爱斯梅拉达的生命。爱斯梅拉达是以谋杀弗比斯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可是弗比斯在接受治疗中从医院逃出来后，为了不使自己的丑行暴露，竟然不去指证真正的凶手，以解救爱斯梅拉达的生命。卡西莫多是作者理想中“善”的化身。他与爱斯梅拉达同属于下层人物的代表，是另一个受尽凌辱和摧残的人。从外表看，这是个令人恐怖和滑稽的人物。出身不明和外面奇丑这两重灾难，使他在唾骂中、嘲笑中长大。这使“他从周围发现的只是憎恨，他也学会了憎恨”。他拿起别人用来伤害他的武器，变得凶狠、粗暴。他是个富于正义感，富于感情的人。《悲惨世界》人物形象分析？冉阿让(JeanValjean) 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外甥而坐牢十九年的囚犯，原本只判五年徒刑，但由于他并不信任法律，屡屡越狱以致罪刑加重，他倔强不惧强权的个性使探长贾维对他深恶痛绝，他过人的气力也使贾维对他印象深刻，两人遂结下一生相互追逐之缘。假释后他受神父启发向上，改名当上市长，为人慈悲，帮助女工芳婷抚养女儿珂赛特，救了女儿的情人—革命青年马吕斯，在女儿有了好归宿之后，带着赎罪的爱离开了人间。芳汀(Fantine)冉阿让工厂里的一名女工，她有段坎坷的青春，在怀了男友的骨肉之后却被恶意遗弃，为了女儿的生活，只好忍下心把她寄养在蒙佛梅一位酒馆老板的家里，自己来到巴黎谋生并定时寄钱回去，但由于她有私生女的事被同事揭发，被赶出工厂，只好卖了首饰、长发，甚至灵肉，幸好遇见冉阿让，托付了女儿的未来才安心的逝去。珂赛特(Cosette)芳婷可怜的女儿，当初虽然被母亲恳求般的托付给酒馆一家，却没有享受到一天童年的无忧生活，反而被当成女佣一般，成天埋头做杂活，母亲攒下的钱几乎全用来栽培酒馆老板的亲生女儿。不过她苦命的日子比起母亲是少了许多，冉阿让把她视如己出，使她能忘却童年回忆，后来她和青年马吕斯恋爱，有情人终成眷属。贾维(Javert)正义的坚持者，也是正义的顽固者，他相信慈悲是罪犯的根苗，特别是像冉阿让这样的人。所以穷其一生誓将他抓回牢狱，却发现冉阿让的本性是多么善良，这对一个抱持人性本恶论的警探而言，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因此他在下水道放走背负马吕斯的冉阿让之后，由于无法再面对自己持守多年的信念，选择跳河一途结束他充满殉道意味的一生。德纳第夫妇(Thenardier)小镇蒙佛梅一家酒馆的老板，典型的中下阶级人物，贪财、自私、卑鄙，个性倒也十分逗趣，夫妇俩可谓天造地设，互相挖苦，对珂赛特一致的欺压，对女儿艾潘妮一致的溺爱，后来汤乃第先生沦为丐帮帮主，在义勇军后方搜括死亡者身上的值钱物品，最后两人还在珂赛特的婚礼上着实耍宝了一阵，真是不改其性。艾潘妮(Eponine)汤家的独生女，自小倍受宠爱，是挺瞧不起珂赛特的，但也许是受教育的缘故，她比父母有良知多了，虽然暗恋对象马吕斯并不爱她，她仍然愿意为他打听珂赛特的消息、为他送情书，又为要和他共存亡而跑回战区，中弹在马吕斯怀中断了气，也算得上是为她的父母赎罪吧。马吕斯(Marius)十九世纪标准革命青年，为理想热血奔腾，为珂赛特纯情洋溢，在起事中负伤昏迷，被冉阿让所救，虽说同伴大多牺牲令人无限感伤，但最终如愿娶得珂赛特，也是美事一椿。恩佐拉(Enjolras)革命青年的领袖，风度翩翩，在策动的起事中壮烈身亡。加夫罗契(Gavroche)革命时代下早熟的孩子，聪明有主见，是个包打听。主教米礼爱(BishopMyriel)笛涅地区的主教，是冉阿让出狱后惟一愿意收容他的人，以爱心和宽容转瞬间感动了冉阿让，也就此改变了他的一生。3、《红与黑》中如何看待于连的两次爱情？《红与黑》中于连的爱情贯穿了全书，于连的成功以同两个女人的恋情为标志，他也是在这两个女人的爱情中走向死亡的。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的诱惑，止于德雷纳尔夫人的征服；于连和玛蒂尔德的爱情则始于玛蒂尔德的主动争取，止于于连的消极排拒。一个是“心灵的爱情”，一个是“头脑的爱情”，结果是心灵战胜了头脑。对于连来说，爱情是手段，飞黄腾达、社会成功才是目的；然而于连毕竟是善良的，他不能在爱情中始终藏着心计，反而极易动真情。在试探中、在缠绵中、在痛苦中、在激情澎湃中、在感情的种种波折中，他都有真情的流露。他真诚的爱过德雷纳尔夫人，也真诚的爱过玛蒂尔德，当他一旦明白社会成功并不就是幸福的时候，他离开了玛蒂尔德，投入了德雷纳尔夫人的怀抱。 于连的两次爱情虽然曲折，但最终都获得了成功，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还是衷心相爱了，他和玛蒂尔德还是达到了自愿的结合，他的爱情道路也是他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论在与德雷纳尔夫人还是在与玛蒂尔德的恋爱中，于连身上的所体现出来的“公民的热情”，即他作为一个平民青年要求在恋爱和婚姻上获得平等地位的热情，都远远超过恋人的柔情。他一次次追求德雷纳尔夫人，或者出于他平民的“责任”，或者为了嘲弄德雷纳尔市长，或者因为要减轻她对他这个刚离开锯木厂的可怜工人十之八九会有的“轻蔑”。他要博取玛蒂尔德的爱，是想证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贵族的公子哥儿们更有被爱的价值，这种平民青年的自尊心、进取心，乃是时代给他的爱情生活打下的烙印。故事的最后，在监狱中等死的于连终于认清自己内心的感情，知道原来自己深爱着德雷纳尔夫人，在得到德雷纳尔夫人的原谅后，他和德雷纳尔夫人一起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没有金钱、地位的烦恼，没有旁人的打扰，只有他们两个相爱的人互诉衷肠。狱中的于连终于从社会角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在狱中等死的那段时间对于连来说是最自由、最单纯的，此时的于连不再是那个为追求名利、地位不择手段的人，而只是一个单纯为爱情而悲喜的青年。只有在这时他才感到了真正的幸福。4、《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分析：答案一：于连是王政复辟时期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他一生的遭遇，她的希望、追求、奋斗、失败，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命运。他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他的反抗性产生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基于个人向上爬的野心。他所以追念大革命时代，是因为那时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在公共事务的广大场合大显身手，可是在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政复辟时代，他只能扮演“一个叛逆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一个跟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蔑视贵族阶级“合法的权威”，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产”。他对社会进行了绝望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答案二：于连是世界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对其形象分析,在文学理论界有种种评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虚伪、阴险,踩着女人的肩膀向上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野心家。也有人认为他是当时反对封建权贵的勇士,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更有人认为他是拿破仑时代的悲剧英雄。《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1783-1842)的代表作。其副题是“一八三○年纪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以平民知识分子于连·索黑尔与贵族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顽强曲折的斗争为主线,着重描写了他从18岁到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开始,到23岁因枪伤市长夫人而被送上断头台为止短短5年间的生活历程。于连出生在小城维立叶尔郊区的一个锯木厂家庭。他幼时身材瘦弱,在家中被看成是“不会挣钱”的“不中用”的人,常遭父兄打骂和奚落。卑贱的出身又使他常常受到社会的歧视。少年时期的于连聪明好学,意志坚强,精力充沛。他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并在一位拿破仑时代老军医的影响下,崇拜拿破仑,幻想着通过“入军界、穿军装、走一条‘红’的道路”来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然而,在他14岁那年,波旁王朝复辟了,平民可以平步青云的拿破仑时代过去了。于连不得不选择“黑”的道路,幻想进入修道院,穿 起教士黑袍,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年俸十万法朗的大主教”。18岁时,于连到维立叶尔市长德·瑞那家中担任家庭教师,而市长只将他看成拿工钱的奴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于连,便以追求市长夫人来报复市长。他与市长夫人的关系暴露后,被迫进入了贝尚松神学院,投奔了院长彼拉,当上了神学院的讲师。后因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彼拉院长被排挤出神学院,于连只得随彼拉来巴黎,当上了极端保皇党领袖德·拉·木尔侯爵的的私人秘书。他因沉静、聪明和善于谄媚,得到了木尔侯爵的器重,以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气质,又赢得了侯爵女儿玛特儿小姐的爱慕。尽管不爱玛特儿,但他为了抓住这块实现野心的跳板,竟使用诡计占有了她。得知女儿已经怀孕后,侯爵不得不同意这门婚姻。于连为此获得一个骑士称号、一份田产和一个骠骑兵中尉的军衔。此时的于连又开始做起了“三十岁当司令”的美梦。他变成了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忠实奴仆,在保皇党策划的政治阴谋中为主子效力,冒着生命危险为侯爵传递情报。正当他踌躇满志时,贵族阶级与反动教会狼狈为奸,诱使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于连的告密信,致使侯爵取消他与玛特儿的婚约。于连美梦破灭,盛怒之下枪伤了德·瑞那夫人,被判处死刑。在狱中,于连终于明白:像他这样出身卑贱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中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奋斗而飞黄腾达的。他拒绝上诉,坦然走上了断头台。于连的性格是复杂的,并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时代的变迁,不堪受辱的内心,受人歧视的社会地位以及向上爬而不能如愿的愤怒,形成了于连自尊、怀疑、敏感和积极反抗的性格。他时刻牢记着自己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地位不同、阶级不同、观念不同,对生活持以怀疑的态度,用他那异常敏锐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找歧视他、伤害他的敌人,搜索自己受辱的蛛丝马迹。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时代和上层社会的拨弄,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时刻处于凛然不可侵犯的战斗状态,与整个社会作战。“在这个奇异的年轻人心里,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有暴风雨”。他憎恨做奴仆,要求与上流社会的人平起平坐,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当父亲要他去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一贯敢怒而不敢言的于连却以“我不愿意做奴仆”表示拒绝。老索黑尔说这不是做奴仆,于连当即要加以证实:“到他家里,我同谁一块吃饭呢?”可见于连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正是这种自尊心理使他赢得了尊敬、友谊和爱情。而当他最初出现在市长大人府邸的大门时,显然还是个质朴幼稚、天良未泯的年轻乡下人。也就在这里,他目睹种种社会贫富不均现象而十分气愤,但更为自己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而痛惜不已,于是就对市长及其一家人产生了本能的轻蔑和憎恶之感。虽然他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赢得了市长一家的好感,但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仅仅是他对已经插身进来的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于连骄矜自持,自视甚高,这种自尊心理一旦面临恶言劣语、霸道行径的袭击,就使其隐藏着的仇恨心理爆发出来并大胆反击。即使在爱情这样的人类最细微的感情方面,于连感到的往往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满足后的喜悦和骄傲,并把这种胜利看作是拿破仑式的胜利。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却恰恰体现出于连是以全部精力来反抗上层社会的。在德·瑞那市长家,于连是为了报复市长大人对自己的轻蔑,粉碎他的骄傲心理,而带着战斗的情绪走进市长夫人的房间的。即使在与德·瑞那夫人进行热恋时,于连的这种仇恨心理和反抗也从未停止过。他始终把爱情看成是他对贵族阶级的报复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愿望。这一点,也在于连和玛特儿侯爵小姐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敢于轻视傲慢的玛特儿小姐,并曾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她说我爱她。”当他收到玛特儿小姐的爱情告白信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柯西乐侯爵,可以平等地与木尔侯爵坐在同一条凳子上。他立刻自豪地得出结论:“侯爵和我的价值,已经过去了,结果是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面。”这哪里是什么谈情说爱,简直就是一场斗争,而斗争的目标便是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正如于连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场尚在准备的战斗里,身世的骄傲,像一座高山,是她和我当中的军事阵地,这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由此看来,于连并不仅仅把她们作为女人去“占有”,而是当作一个阶级去“征服”的。他占有她们不在于肉感,而在于满足他那平民的、要求尊严的灵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也反映了于连在爱情方面的反抗精神。于连的雄心壮志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出于个人野心的成分。在维立叶尔市,这种野心往往被反抗、报复和维护个人尊严的思想所冲淡;在贝尚松神学院,他为伪装自己而刻苦学习,博得院长和大主教的欢心,自信不久就能当上主教,野心萌发,在伪善的道路上迈上一大步。而在巴黎,自担任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地位骤变,环境巨变,在都市风气严重腐蚀下,虚荣心恶性膨胀,个人的雄心壮志开始向个人野心逐步转化。 进入巴黎时,于连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憎恨巴黎的一切,认为“巴黎是阴谋伪善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因“终于要在伟大的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而高兴。在他的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诚与虚伪、自尊与虚荣的激烈搏斗之后,他鄙视上层社会的纨绔子弟,却又欣赏他们的“文雅有礼”,逐渐陶醉在上流社会的美女、音乐和鲜花之中。他十分仇视侯爵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行径,但当领悟到侯爵有意识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又甘心为侯爵效力。在维立叶尔,于连从未曾想过“怎样去奉承人,怎样去替人家说话”,到巴黎后,他却在野心的驱使下,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蠢材”谋取美差,竟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葛斯先生。事后,他良心复现,对自己的恶行惊叹不已。但随机又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许多不公道的事情。”然而,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于连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平民的自尊,个人反抗未尽泯灭。他在侯爵面前的从不卑躬屈膝,以及在侯爵的责骂伤害了他的尊严时的傲然离去,使得老奸巨猾的侯爵深感这个平民青年的“性格的根本处有可怕的地方”。他的这种自尊是“贫民骨气”的一种表现,任何情况下凛然不可侵犯。正如彼拉神甫和玛特儿小姐所说,于连虽出身低微,但意气高傲,心中燃烧神圣的火焰。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的轻视”。自尊,是他个人奋斗中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从于连的整个奋斗过程来看,他为实现自己的幻想,靠的是自己出众的才能和顽强奋斗,而不是他人的施舍。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他所追求的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他曾先后拒绝市长夫人、木尔侯爵的钱财,靠着他的高傲和才能,征服了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在咪列诺的豪华的客厅里,他曾想如果把这里劫来的财产分一半给他,他也不会要。与德·瑞那夫人分别时,这位夫人要将数千法郎送给他,他愤怒地拒绝了。他对德·瑞那夫人说:“你是否愿意使我们的爱情变为可憎的回忆?”他不需怜悯,也不容玷污爱情,而希望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的力量和奋斗来取得功名。他争的是骨气而非虚荣。正是为了雄心和骨气,他才给自己规定了反抗上层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于连的奋斗和抗争“是除了个人尊严和出路而别无他想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个野心家。在作者笔下,他的“野心”,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敢于在复辟时代对现实表示不满和反抗,敢于在才智、勇气和人格上压倒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上层社会;“敢于在大事业舞台上显身手”。为自己赢得和拿破仑一样的命运,作者声称于连是“野心家”即表达了对复辟时代的不满,也隐晦地赞美了于连的反抗精神。然而,于连的奋斗反抗注定是以悲剧而告终。于连是王朝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其反抗是基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和他个人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会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大显身手。可是,在这个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朝复辟时代,他只能扮演“一个逆叛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蔑视贵族的“合法的权威”,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于是他对复辟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但由于其是孤军奋战,缺少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所以必然遭到失败。另外,于连的奋斗和抗争伤害了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准许出身低贱的于连跨进他们的营垒。最后贵族和教会勾结,设下圈套,逼德·瑞那夫人写告密信揭发于连,断送了他飞黄腾达的前程,致使于连枪伤市长夫人而被推上断头台,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于连的悲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无从发挥、野心不能实现的悲剧。于连死时年仅23岁。他热爱自由和生命,但为了不在贵族面前失去平民的尊严,他拒绝上诉。当德·瑞那市长提出上诉时,于连被激怒了。他叫道:“我不愿对死刑上诉,即使你用毒药、刀子、手枪、火炭或任何另外一种方法,终结一个危害你的生命,我也不对死刑上诉。”这种硬汉,为了保持尊严,为了不成为上流社会耻笑和侮辱的对象,宁可失去爱情、生命,真可谓不乏英雄气概。 在那个黑暗的复辟年代,于连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为了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向贵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反抗与斗争精神是应该给以肯定的。他那难以折服的骨气,无疑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同情他的根本原因。总之,无论从时代背景、主题、艺术构思,还是从于连性格形成发展的全过程着眼,于连都不是野心家,而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是悲剧英雄。尽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对统治阶级的本能反抗始终是他的主导方面。虽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可取,但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尺度去苛求一个特殊时代的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封建复辟时代的法国,个人英雄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客观上对反动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答案三：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个人奋斗者的典型。 　　1、于连的阶级地位和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的英雄主义热情和虚荣心。出生地位低下，于连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反抗和仇恨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心理。爱读书身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培养了他的平民崇拜拿破仑，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然而封建等级制使他希望破灭；而后他看到教会盛极一时，他投靠了教会，于连以虚伪为武器、以反抗和投协为手段，开始了个人奋斗式的道路。　　2、于连的性格是矛盾的。受压后就反抗，当个人名利得到满足后就妥协、投降。在德·瑞拉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具有平民意识的他应聘的条件是和主人桌吃饭，显示出反抗的精神。 　　在贝尚神学院：为了出人头地，于连在险恶的环境中把对教会的仇恨埋在心底。不信教却是神学院最虔诚的教徒，又是彼拉院长的宠儿。在这里具有对抗意识的青年逐渐成了一个和教会同流合污的野心家。在木尔侯爵府：于连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忠心为侯爵效劳、和侯爵女儿玛特儿恋爱、结婚最终得到了一份颇丰的地产和官衔。 　　3、于连的平民阶级意识并未完全泯灭。入狱后，他开始反省，认识所走的道路的虚伪和痛苦。法庭演说是于连对贵族大资产阶级的谴责和对社会的抗议，也是他反抗精神的爆发和悲剧命运的总结。 　　4、人物形象的局限性。他的行动是个人盲目的，他的反抗具有极大的动摇性，一旦个人的追求满足后就妥协投降。答案四：《红与黑》的突出成就是塑造了主人公于连的形象。于连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的性格不是固定的，他经历了反抗——妥协——反抗这样的变化。初出茅庐的于连，虽说也羡慕贵族的豪华生活，看到圣职人员的荣耀也曾产生过仰慕之心，但由于他出身卑微，从小被父兄视为累赘，又受过谢朗神父和拿破仑退休军医的熏陶，有较多的平民意识和自尊心。他不仅不愿接受别人的恩赐，无法忍受市长的训斥和蔑视，还敢于提出请假，并以占有市长夫人作为报复。在贝尚松神学院期间的所做所为是于连在野心和虚伪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神学院内的党派斗争、猜忌和尔虞我诈，使于连逐渐地认识到社会的丑恶，并决心伪言骄行，忍辱负重，用两面派手法对抗社会。进入巴黎以后，于连的内心矛盾斗争更为激烈。为了往上爬，他攀龙附凤，煞费苦心博得侯爵小姐的爱情；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甚至参加黑会，出卖灵魂。仕途的顺利，侯爵的重用，女人的青睐，使他飘飘然陶醉在“音乐、花朵、美丽的女人”之中，愿为给他勋章的政府肝脑涂地。但是，于连不可能彻底出卖灵魂，在“阴谋伪善的中心”，他仍然保持一定的清醒。他深知，侯爵虽然“器重”自己，只不过把他当做一只好玩的“长毛猎狗”，小姐对他也并无真情实意，他不得不时时提防明枪暗箭，并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地进行反省，深为自己的言行不一而感到痛苦。监狱中的反省，是他浪子回头的转折点，他终于认清了社会的本质，最后选择了死而不是生，表明了与上流社会决裂的决心。于连也是“性格分裂” 的人物。他是一个自尊、自爱、勇敢、真诚而又自卑、怯懦、虚伪的矛盾统一体，他既充满激情而又冷静，既要确立自主，又时时表现出屈从和依附。作为百科全书派忠实的信徒，司汤达强调了于连性格中的自爱、情欲，同时指出了他的理智。于连的一生都在追求，他带着受过教育但又很穷的小资产阶级年轻人的独特情欲和冷酷感情踏入社会，他曾以不凡的勇气、激情、自尊和胆量与命运进行抗争。但他不是命运的宠儿，每一次努力都在即将达到胜利彼岸时成为泡影。于连的失败，除了社会、时代因素之外，正是这种复杂性格所致。截然矛盾性格的相互冲突，相互消长，相互转化，既能鼓起他的勇气与激情跟社会抗争，同时，也牵制他的斗争力度。所以，有时他会像躁动不安、举足欲腾的烈马，毫无畏惧地为实现欲望而奋不顾身，有时却像十足的懦夫自暴自弃；当他为自己以咄咄逼人的姿态打进贵族圈子而沾沾自喜时，一种纯真之情便立即谴责自己因野心而丧失了天良。于连是有才华的，种种迹象说明，他有可能跻身于上流社会，他也曾想改变初衷，投靠他们，但理智最终使他认清了社会的丑恶，真诚促使他保持了纯洁的本性。于连是法国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典型，但他既不同于只求温饱的青年，也不属于甘愿出卖灵魂、最终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的一类，他是有理想、有抱负、不满现状、要求民主平等、富有反抗精神的“理想型”青年。于连的悲剧告诉我们：在复辟时期，一个有进取心的贫民青年，试图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却又不愿厚颜无耻地讨好主子，丧尽天良地利用他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肩章，最终只能成为上流社会的“局外人”。于连在法庭上的一席话，揭示了这一真理。答案五：于连的性格是复杂的,并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时代的变迁,不堪受辱的内心,受人歧视的社会地位以及向上爬而不能如愿的愤怒,形成了于连自尊、怀疑、敏感和积极反抗的性格。他时刻牢记着自己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地位不同、阶级不同、观念不同,对生活持以怀疑的态度,用他那异常敏锐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找歧视他、伤害他的敌人,搜索自己受辱的蛛丝马迹。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时代和上层社会的拨弄,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时刻处于凛然不可侵犯的战斗状态,与整个社会作战。“在这个奇异的年轻人心里,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有暴风雨”。他憎恨做奴仆,要求与上流社会的人平起平坐,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当父亲要他去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一贯敢怒而不敢言的于连却以“我不愿意做奴仆”表示拒绝。老索黑尔说这不是做奴仆,于连当即要加以证实:“到他家里,我同谁一块吃饭呢?”可见于连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正是这种自尊心理使他赢得了尊敬、友谊和爱情。而当他最初出现在市长大人府邸的大门时,显然还是个质朴幼稚、天良未泯的年轻乡下人。也就在这里,他目睹种种社会贫富不均现象而十分气愤,但更为自己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而痛惜不已,于是就对市长及其一家人产生了本能的轻蔑和憎恶之感。虽然他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赢得了市长一家的好感,但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仅仅是他对已经插身进来的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　　于连骄矜自持,自视甚高,这种自尊心理一旦面临恶言劣语、霸道行径的袭击,就使其隐藏着的仇恨心理爆发出来并大胆反击。即使在爱情这样的人类最细微的感情方面,于连感到的往往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满足后的喜悦和骄傲,并把这种胜利看作是拿破仑式的胜利。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却恰恰体现出于连是以全部精力来反抗上层社会的。　　在德·瑞那市长家,于连是为了报复市长大人对自己的轻蔑,粉碎他的骄傲心理,而带着战斗的情绪走进市长夫人的房间的。即使在与德·瑞那夫人进行热恋时,于连的这种仇恨心理和反抗也从未停止过。他始终把爱情看成是他对贵族阶级的报复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愿望。这一点,也在于连和玛特儿侯爵小姐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敢于轻视傲慢的玛特儿小姐,并曾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她说我爱她。”当他收到玛特儿小姐的爱情告白信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柯西乐侯爵,可以平等地与木尔侯爵坐在同一条凳子上。他立刻自豪地得出结论:“侯爵和我的价值,已经过去了,结果是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面。”这哪里是什么谈情说爱,简直就是一场斗争,而斗争的目标便是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正如于连自己所说的那样:“ 在这场尚在准备的战斗里,身世的骄傲,像一座高山,是她和我当中的军事阵地,这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由此看来,于连并不仅仅把她们作为女人去“占有”,而是当作一个阶级去“征服”的。他占有她们不在于肉感,而在于满足他那平民的、要求尊严的灵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也反映了于连在爱情方面的反抗精神。　　于连的雄心壮志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出于个人野心的成分。在维立叶尔市,这种野心往往被反抗、报复和维护个人尊严的思想所冲淡;在贝尚松神学院,他为伪装自己而刻苦学习,博得院长和大主教的欢心,自信不久就能当上主教,野心萌发,在伪善的道路上迈上一大步。而在巴黎,自担任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地位骤变,环境巨变,在都市风气严重腐蚀下,虚荣心恶性膨胀,个人的雄心壮志开始向个人野心逐步转化。　　进入巴黎时,于连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憎恨巴黎的一切,认为“巴黎是阴谋伪善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因“终于要在伟大的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而高兴。在他的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诚与虚伪、自尊与虚荣的激烈搏斗之后,他鄙视上层社会的纨绔子弟,却又欣赏他们的“文雅有礼”,逐渐陶醉在上流社会的美女、音乐和鲜花之中。他十分仇视侯爵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行径,但当领悟到侯爵有意识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又甘心为侯爵效力。在维立叶尔,于连从未曾想过“怎样去奉承人,怎样去替人家说话”,到巴黎后,他却在野心的驱使下,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蠢材”谋取美差,竟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葛斯先生。事后,他良心复现,对自己的恶行惊叹不已。但随机又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许多不公道的事情。”然而,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于连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平民的自尊,个人反抗未尽泯灭。他在侯爵面前的从不卑躬屈膝,以及在侯爵的责骂伤害了他的尊严时的傲然离去,使得老奸巨猾的侯爵深感这个平民青年的“性格的根本处有可怕的地方”。他的这种自尊是“贫民骨气”的一种表现,任何情况下凛然不可侵犯。正如彼拉神甫和玛特儿小姐所说,于连虽出身低微,但意气高傲,心中燃烧神圣的火焰。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的轻视”。自尊,是他个人奋斗中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　　从于连的整个奋斗过程来看,他为实现自己的幻想,靠的是自己出众的才能和顽强奋斗,而不是他人的施舍。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他所追求的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他曾先后拒绝市长夫人、木尔侯爵的钱财,靠着他的高傲和才能,征服了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在咪列诺的豪华的客厅里,他曾想如果把这里劫来的财产分一半给他,他也不会要。与德·瑞那夫人分别时,这位夫人要将数千法郎送给他,他愤怒地拒绝了。他对德·瑞那夫人说:“你是否愿意使我们的爱情变为可憎的回忆?”他不需怜悯,也不容玷污爱情,而希望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的力量和奋斗来取得功名。他争的是骨气而非虚荣。正是为了雄心和骨气,他才给自己规定了反抗上层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于连的奋斗和抗争“是除了个人尊严和出路而别无他想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个野心家。在作者笔下,他的“野心”,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敢于在复辟时代对现实表示不满和反抗,敢于在才智、勇气和人格上压倒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上层社会;“敢于在大事业舞台上显身手”。为自己赢得和拿破仑一样的命运,作者声称于连是“野心家”即表达了对复辟时代的不满,也隐晦地赞美了于连的反抗精神。　　然而,于连的奋斗反抗注定是以悲剧而告终。于连是王朝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其反抗是基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和他个人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会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大显身手。可是,在这个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朝复辟时代,他只能扮演“一个逆叛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蔑视贵族的“合法的权威”,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 。于是他对复辟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但由于其是孤军奋战,缺少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所以必然遭到失败。另外,于连的奋斗和抗争伤害了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准许出身低贱的于连跨进他们的营垒。最后贵族和教会勾结,设下圈套,逼德·瑞那夫人写告密信揭发于连,断送了他飞黄腾达的前程,致使于连枪伤市长夫人而被推上断头台,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于连的悲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无从发挥、野心不能实现的悲剧。　　于连死时年仅23岁。他热爱自由和生命,但为了不在贵族面前失去平民的尊严,他拒绝上诉。当德·瑞那市长提出上诉时,于连被激怒了。他叫道:“我不愿对死刑上诉,即使你用毒药、刀子、手枪、火炭或任何另外一种方法,终结一个危害你的生命,我也不对死刑上诉。”这种硬汉,为了保持尊严,为了不成为上流社会耻笑和侮辱的对象,宁可失去爱情、生命,真可谓不乏英雄气概。　　在那个黑暗的复辟年代,于连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为了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向贵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反抗与斗争精神是应该给以肯定的。他那难以折服的骨气,无疑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同情他的根本原因。总之,无论从时代背景、主题、艺术构思,还是从于连性格形成发展的全过程着眼,于连都不是野心家,而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是悲剧英雄。尽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对统治阶级的本能反抗始终是他的主导方面。虽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可取,但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尺度去苛求一个特殊时代的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封建复辟时代的法国,个人英雄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客观上对反动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5、于连与拉斯蒂涅的形象比较：于连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复辟社会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观念同时影响着人们，资产阶级大革命随着拿破仑的步伐深入人心，作为极其崇拜拿破仑的于连，他的目标就是像拿破仑一样成为一位大人物，他想出人头地，从小人物变成受人瞩目的大人物。但是作为一个锯木厂老板的儿子，他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足够的金钱。于是不甘贫贱的他便开始走上了一条复杂的人生道路。在于连的性格里充满了强烈的反抗意识，时代压抑着他，他反抗；自己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他反抗。“反抗”可以说是于连的第一性格特征。然而处于那样的复杂的适社会，于连的性格里又充满了虚伪，他崇拜拿破仑，想成为拿破仑一样的大人物，但是，他又公开批判拿破仑。虽为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他表里不一，性格中充满了矛盾。  总的说来，于连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性，他反抗，是因为环境的不利，当他处在顺境中时，他就妥协了。于连虽然具有极强的个人主义，但是，他的这种个人主义并没有发展成利己主义，所以，他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野心家。最终，于连自愿地走上了断头台，结束了他的一生。因为，他明白了，在一个大资产阶级当政的社会里，是不允许他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登上上流社会舞台的，他不希望自己再与这个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所以他走上了断头台，用死捍卫了他最后人格的清白。于连的一生是可悲的，他的悲剧性结局是注定的，他的反抗，他的抱负和野心，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孤军奋战，他的绝望都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他的悲剧是这个时期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命运的概括！和于连一样，拉斯蒂涅也是复辟时期野心勃勃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作为一个从外省到巴黎求学的小贵族知识分子，拉斯蒂涅带着从农村来城市的大学生的风貌，指望通过努力学习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然而外省与巴黎的贫富差距以及上流社会与社会底层贫民生活的尖锐对立，给拉斯蒂涅以巨大的心理刺激，上流社会挥金如土，繁华似锦的生活深深刺激了拉斯蒂涅，改变了他的心路历程，他认识到仅仅依靠打拼，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在巴黎站稳脚跟就必须努力学习巴黎的生活艺术，通过观察他发现借助于贵妇人的石榴裙是他发家致富，取得人生成功的捷径。在他亲眼目睹伏脱冷被捕，包赛昂夫人被逐，高老头惨死，经历了这人生三课，他终于完成了他走向野心家的心里蜕变。  拉斯蒂涅这一形象极其深刻地反映复辟时期一代青年的历史命运，形象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如何在人们头脑里清除掉法国资本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种种虚假的观念和见解，代之以冷静务实的世界观的，暴露出资本主义金钱势力是怎样决定着人的一切的，又怎样在人们心灵深处败坏人的道德的这一社会现实。 拉斯蒂涅和于连同样作为个人奋斗者形象，由于在奋斗过程中人生目标、思想性格、使用手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命运和结局。他们的过程是相似的，是在典型环境中突现出来的的典型形象，他们恰恰也是当时社会上的两种极端性格。巴黎的现实是情感和荣誉可以互相买卖，青年人通过女人向上爬，女人则通过老头向上爬。一个人只要年轻漂亮就有了往上爬的资本。就是在这样一个个性封闭的时代，以于连的出生是很难挤身上流的。他愤世既俗的本性与社会环境的冲突碰撞造就了于连复杂多变，既坚强又软弱的性格。也因此早已注定其不能像拉斯蒂涅那样，只要在别人的“教导”之下就能以自身的才智轻松地进入上流。他的悲剧决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平民青年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悲剧。他也由此成为那个时代同类人的阶级符号。    拉斯蒂涅既是当时法国青年野心家的一个典型，也是贵族子弟资产阶级化的典型。他的堕落过程，反映了金钱对青年的腐蚀和贵族阶级必然衰亡的历史趋势。他有突出的个性，也有很深的社会基础。作者对其欲望表示同情，对其堕落深感惋惜。在其他小说里，拉斯蒂涅变成了一个寡廉鲜耻、彻头彻尾的政客，当上了政府的部长。至此他完全沦为了资产阶级的野心家！6、《呼啸山庄》的艺术特色：激情与浪漫:《呼啸山庄》体现出具体而悲怆的浪漫主义特色。在所有１９世纪中叶英国小说家中，艾米莉比较接近浪漫主义。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那种超越时空、超越死亡、充满激情的爱情是女作家艺术想象的产物。然而作品的悲剧情节又以深厚生活作为基础，建立在作家对于生活的悲剧性理解之上。小说注重描写感情，这段发生在约克郡原野上的恋情惊世骇俗，主要在希刺克厉夫出走时凯瑟琳痛苦寻找，找回来后与凯会面等情节的叙述中。男女主人公在生死离别时相见的一章是小说中最感人的篇章。两人最后的独白让人清楚地感觉到一种矛盾痛苦而又甜蜜的感情。在凯瑟琳的心目中，即使她因为旧观念而背叛过他，希刺克厉夫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她对丈夫林淳的爱，“像是森林中的叶子”，而对希的爱“恰似下面恒久不变的岩石”。她时时思念着希刺克厉夫，她说：“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多么爱他；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互相感受到了，因为他比我明白我自己，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在希出走的风雨之夜，凯瑟琳固执地淋得浑身湿透，“放声嚎啕大哭”，她说：“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却给毁灭了，这个世界对我将是极陌生的地方……我就是希刺厉克夫。”希是凯思想的中心，他永远在凯的心里。希对凯的爱更是深沉而疯狂。他认为林淳以整个身心爱凯瑟琳８年也抵不上自己爱她一天。当希听到凯死的消息，世界对于他只是地狱。他呻吟吼叫，把头在树干上撞得满是鲜血，如一头被刀和矛刺得快要死了的野兽一般。在凯肉体入土的雨雪之夜，为了再看一眼爱人的面容，他掘开凯的坟墓，内心的激情与冲动使他紧摇棺木，吱吱作响，希刺克厉夫对凯的爱在痛苦和渴望中变成幻觉，他故意折磨自己不吃不喝而死。而凯瑟琳死后，鬼魂一直在旷野中留连不去，等待着希刺克厉夫。男女主人公互相爱慕、思念的情感热烈而狂放，惊心动魄，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叙事结构的创新小说具有复杂而独创的情节结构。《呼啸山庄》是第一部采用倒叙手法创作的长篇小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创造。艾米莉为了讲清楚发生在两代人身上错综交繁的故事，采用了戏剧性结构。作者首先通过一个外来房客洛克乌先生在风雨交加的深夜，看到凯瑟琳盘旋不去的幽灵的遭遇，逐渐带作者走入一个神秘的封闭世界，紧紧抓住读者心弦，使读者急于揭开山庄的神秘。随着时间推移和房客及老仆人的叙述，以倒叙的方式把故事情节铺陈开来。使文章迭宕起伏，引人入胜，仿佛使读者突地置身于千万丈悬崖之颠，在达到恐惧情绪的顶点时，再缓缓将其带入平安地带。随着叙述，读者由一无所知，知之不多，到无所不知，这不同于当时其它任何文学作品，使一部爱情小说有了侦探及恐怖小说的吸引力，产生特殊的美感。另外，小说以洛克乌先生进入呼啸山庄后的耳闻目睹，从故事中间切入，这时，希刺克厉夫正极度暴虐地处罚两家族第二代的时候，这体现了在经历人生苦难和精神上的种种折磨之后，人性的冻结。随着洛克乌的探询、老仆人的回忆，故事情节层层铺开：呼啸山庄园主恩萧收养的弃儿希刺克厉夫自幼与园主的女儿凯瑟琳情投意合，受到园主儿子辛德雷的虐待，希与凯因地位悬殊不能结合。当希发现凯因虚荣心与旧贵族观念而决心嫁给画眉山庄的少爷林淳时，悄然离去。数年后，希重返山庄，对两个山庄的主人以及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一切人进行报复。希淳朴坦率的个性不见了，仇恨占据他的思想，这是人性堕落的过程。凯瑟琳因难产死去，他的复仇已经成功，但他对凯念念不忘，终于愿意看到下一代的幸福，这是人性的复苏。作者采用独创的叙述手法，表现了一个人性冻结——堕落——复苏的过程，歌颂了生活的美与真，表现了被压迫的弱者争取尊严、平等的要求，以及人对友谊、爱情和知识的渴求。独特的语言风格小说的语言体现了浓郁的英国北方的乡土气息。正如夏洛蒂１８５０年时，给《呼啸山庄》作序时说：“《呼》从头到尾是乡土气息的。它带着荒原色彩，野性，像根一样虬结多枝。它也合乎自然的，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作者本人就是荒原上土生土长的人，荒原哺育长大的孩子。”艾米莉与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一样，乐于也善于描绘自然的美景。比如小凯瑟琳与小希刺克厉夫相爱后，作家描写道：“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太阳，太阳没有云彩遮挡，一个劲儿地照耀着。……西风在吹，晴朗的白云在头顶上一掠而过；不止有百灵鸟，还有画眉雀、山鸟、红雀和杜鹃在各处婉转啼鸣。……还有森林和潺潺的流水，而整个世界都苏醒过来，沉浸在疯狂的欢乐之中。”作家通过对景物的热情描绘，将美丽的自然与丑恶的现实作极端的比较，表现这对青年在冲破阻力相爱后的狂喜心情，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的人物语言也异常丰富生动。希刺克厉夫的专横暴戾，对生活的绝望压抑；凯瑟琳的矛盾痛苦及以希的真爱；林淳的虚弱多病等人物个性都通过人物的语言完整地表现出来，使人物形象丰满，栩栩如生。'